转自 蒋方舟的博客
时间被缩短了，我们从未如此频繁地使用“恍若隔世”这个词。一去不复返的，不只是奥运时期北京明媚而蔚蓝的天空，还有刚庆祝完六十大寿的祖国作为政权的公信力，一些名字，因为成为了敏感词而消失在话语空间。
一年飞快地过去，除了“神八”飞船上天、中国歼20隐形战斗机试飞，记忆里似乎没有什么值得喜悦的事情。2008年奥运会以来大国崛起的自豪，在2011也明显消退和降温，“民族主义”这张牌突然失灵了，如今任何一件由国家力量完成的“举世瞩目”的大事后，都紧跟着对大笔财政支出的追问。 Continue reading
“未来是属于我们的!”是统一俄罗斯党的竞选宣传口号，但可能只是一厢情愿。克里姆林宫原本预期宣佈普京“强势回归”会令全国高兴，但却起反效果作用，很多选民都对普京自以为是的理所当然感到恶心，纷纷希望透过选票向他说“不”，准备投任何人一票，只要候选人并非统一俄罗斯党。其实在不少俄罗斯人心目中，统一俄罗斯党早已等同“骗子和贼匪党”，他们无法接受普京再多做12年总统。民心转向，从普京由以往在处处受爱戴，到近日出席公开活动被拆台”，可见一斑。 Continue reading
美国每天有一半的中小学生，将近两千六百万孩子，乘坐四十八万辆校车，行驶在城市和乡村。被称为是美国最安全特种车的橘黄色校车，漫漫长途，一路从历史中驶来。
我家在美国南方的农区。前几年有一天，我发现小牧场的公路边，突然竖起一个菱形交通牌：前方为校车停靠站。原来是邻家小男孩到了上学年龄。他家在高坡的紧下方，有一点视野障碍。为了校车和小男孩不被刹车不及的车子撞到，根据法律，必须竖这样一块警示牌。一块交通警示牌只为他一个人，那个小不点儿的男孩。 Continue reading
转自搜狐财经 11月23日，巴曙松微博透露，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张培刚教授辞世，享年98岁。人们对张培刚194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给予了不吝笔墨的赞美，然而在苏小和眼里，张培刚的成绩都是在美国时候的事情，“以后他就没研究，活着而已。”一个早年就拥有极高学术成就的中国经济学家，为什么后来完全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之外？更离奇的是张培刚曾被委任校园建筑管理，张五常后来听说此事评论称“大才何止小用，浪费了一个顶级人材”。
搜狐财经特邀搜狐财经专栏作家、独立书评人苏小和做客微访谈，解读张培刚的经济学思想，品味其人生起伏得失。聊聊他曾经面访过的张培刚。
苏小和做客微访谈的第一句话，首先是为张培刚先生献上哀悼之意，“愿先生的灵魂在天国得安息”。
对于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张培刚，有些人敬仰之至，有些人不甚了解，对此，苏小和都一一的做了解答和分享。他首先介绍张培刚的经济学贡献称，“张培刚的发展经济学的确不同凡响。如果他有科斯一样的可专心于学术研究的条件，张氏发展经济学会不会早就把研究的视角对准经济行为的制度条件？无论如何，产权、市场、交易费用、国家和意识形态——几乎所有的制度变量——在新出版的《农业与工业化》（中、下合卷）里已经全面登堂入室。”他认为，张培刚先生是一个聪明的，不幸的好人。“华人经济学家在全世界经济学界有两个半人载入史册，第一是张五常，第二是杨小凯，半个人，就是张培刚先生。”这是苏小和给予张培刚的评价。 Continue reading
转自 共识网
今天晚上在奥斯陆的文学屋做了一场演讲，以下是演讲稿：
有位海外华人说过一句话：在海外想起中国，不知该大笑几声，还是该大哭一场。事实上，中国就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国家，这里有悠久的文明、广袤的土地，有最美丽的心灵，也有最肮脏的生涯。生活在中国，就像坐在一个巨大的戏院里，随时可以看到荒唐的故事、离奇的情节，超过所有的文学作品。正如你们所知，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这个国家盖起了无数高楼，修建了无数机场，铺平了无数道路，它的GDP位居全球第二，它制造的商品销往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在纽约、在伦敦、在东京，到处可见身穿昂贵西装的中国游客，他们大声谈笑，出手不凡，他们占领了大多数赌场，疯狂抢购LV皮包。人们惊诧于这样的场面，说中国强大了，中国人有钱了。可我要说，在这表面的强大和富足之下，中国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而正是这些细节，才让中国变成了一个哭笑不得的国家。
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了4000美元左右，正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内，中国走了一条极具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而这种以“摸着石头过河”著称的改革形式，近年来又被冠之以“中国模式”，并被广泛讨论。作为一种和“华盛顿共识”相提并论的模式，尽管“中国模式”一直并没有很明确的内涵和外延，但这并不妨碍各界对其的赞扬抑或批评。特别是在今天，当中国的改革再次站在十字路口，面临方向性选择的时候，讨论“中国模式”的成败得失，并对中国改革开放33年的历史进行回顾和总结，寻找改革新的共识和突破口，无疑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模式”的前身是美国《新闻周刊》驻京记者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但对于“北京共识”，无论其倡导者，还是支持者对其认识上却并未达成“共识”，甚至成了最没有“共识”的共识。比如，其倡导者认为：中国能够创造如此优异成绩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独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它有一个强势政府和有着强大控制力的国有经济，有政治精英、学术精英和商界精英组合的带领，因此能够正确制定和成功执行符合国家利益的战略。因而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而创造了北京奥运、高铁建设等种种奇迹，并且能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狂潮中屹立不倒，继续保持超过9%的GDP年增长率，为发达国家所争羡，并成为世界很多国家经济发展的楷模。
近日，国家广电总局发布了所谓的“限娱令”之后， 我特意跑到网上学习了一下文件精神。文件的全名是《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主要内容有四点：一是要加强新闻和“思想道德”类节目的建设；二要对选秀和游戏类现场节目的播出实行总量控制；三是强调不能只用收视率来评价节目成败；最后要求行政部门要加强监管。
认真学习了“限娱令”的文件精神之后，我心中产生了些许疑惑和不解：也许，美国更需要“限娱令”？
美国不仅电视台多，节目也非常多样化。可惜的是，整个行业都不注重精神文明工作，如果用国家广电总局的“限娱令”来规范，大部分电视台都得关门。
美国的电视制作机构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被称为“Network”的电视网；另一类是需要安装电视光缆才能收看的有线电视（C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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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经济观察网 童大焕/文
11月1日，胡润研究院发布的一份《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再次引起国内外媒体的一致关注，其中，“中国半数千万富豪准备移民出国”的标题还登上了多家外媒1日版面的醒目位置。有外媒称，虽然中国30多年经济建设造就了超过95万名千万富豪，但是僵化的教育体制、恶化的社会环境以及食品安全隐患等问题使得这些“有办法”的人纷纷选择移民。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CNN）援引一些观察家的话认为，如果这些富豪带走的现金无法回流到中国，中国的经济将面临崩溃的危险。
“上层逃离”现象并不是今天才被提起，但每一次都会极大地刺激人们的神经。这一回可能因了“中国经济将面临崩溃危险”字样而更加引人注目。环球网在线调查结果显示，两成受访网友认为自由迁徙是公民的自由，中国政府对此不应设限。而八成网友则认为，因改革及政策优惠而先富起来的人不应一获利就移民，政府应该对他们及财富的外流设限，催促他们履行带动社会共同富裕的责任。
富豪移民带走了什么？其实什么也没带走，除了一堆纸币！山河没有被带走，房屋没有被带走，甚至珠宝和文物也未必被带走。我们不是流动性过剩吗？带走大量货币岂不减少流动性和通胀压力，为什么要设限呢？“经济崩溃”云云，是否也是危言耸听？
其实他们走不走都一样，移民对他们而言，只是一种隐居状态，随着中国商人群体逐渐脱离实业家身份，你已经不能指望通过把钱和人留下来实现所谓“先富带后富”的梦想。
白皮书中提出，过半受访者称他们想离开中国的原因是为孩子寻求更好的海外教育机会。四分之一的人进行海外投资是为了分散和规避风险。但是稍加捉摸就可知，人身及资产安全才是富豪们选择财富和家庭移向海外的最大原因。仅仅为了教育，谁都知道只需孩子一个人大学期间出国即可。
作为掌握社会多数经济资源的富豪群体，为什么反而在人身和财产安全方面存在更多的不稳定因素？想想也简单，权力不受法律约束，政策不稳定，一些官员像流寇，总是拿“先富者”开刀。再深入细想，中国的生产性事故尤其是矿难为何频发？中国的资源利用率和环境保护为何堪称全球最差？中国的企业家为何不热衷于慈善事业？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感和企业道德为何普遍低下？原来是九九归一，万变不离其宗：马斯洛理论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有恒产者才有恒心，在一个法治不立、权力过深过细地介入微观经济活动、政策极不稳定的国度，中国民营企业家们被迫长期处于较低的满足基本的生理和安全需求层次。不管你 有多大财富，都如此。企业家们被迫急功近利竭泽而渔。这不是资本和市场的错，恰恰是政府职能不清、权力过大的错。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这个国家、社会和普通老百姓而言，富豪们移民或者不移民，又有什么两样呢？在富豪们财富积累的过程中，已经把祖国的山川河流带走了，留下的是国在山河破的自然生态环境；把美好的道德与人心带走了，留下的是人与人互为陷阱的社会与经济环境；把人们对于国家和未来的信心也带走了，留下的是焦虑、迷惘以及中层坠落、底层沦陷。
最可悲的，是看不到富豪被迫移民的原因，反而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富人身上，且再一次呼吁强化行政权力、加强对富豪移民的“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