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有一位大学士叫徐桐。他非常排外，用现在的话来说，属于爱国愤青。所以历史学家经常把他当成守旧派代表揪出来示众。比方说，他承认世界上确实有英吉利、法兰西这些国家。但有些国家他认为根本就不存在，是英国、法国总来讨好处，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所以捏造出来跟它们一起讨好处，好显得自己不那么突出。就像什么西班牙、葡萄牙，徐桐说这简直是开玩笑：“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
我想到徐桐，是因为我最近重读了一本书。这本书叫《英轺私记》，作者是刘锡鸿。刘锡鸿这个人本是小人物。像他这样的小虾小鱼本在历史上留不下什么痕迹，但是他因缘际会，成了第一批出使西洋的使节，还写了一本日记。而且凑巧，他的顶头上司郭嵩焘也写了一本日记。他是驻英副使，郭嵩焘是正使。郭嵩焘是维新派，满嘴都是英国的种种好处。刘锡鸿是个保守派，满嘴民族正气。汉奸五毛两本日记放在一起，满有意思，引来不少读者，所以刘锡鸿也就小小有了点名气。
刘锡鸿《英轺私记》写的确实不错，笔力雄健，我很爱看。比方英国官方举办跳舞会，他和郭嵩焘都参加了。郭嵩焘回来记了一篇日记。汉奸能写出什么好文章？也就琐琐碎碎记了一堆舞会的音乐啊、礼仪啊什么的。但是刘锡鸿是个道德家。人一正派，文字就比较激动人心。刘锡鸿说：跳舞会上，女人都光着膀子（“肉坦”），男人都穿着肉色紧身裤，“若裸其下体者”。音乐一开始，“女袒其上，男裸其下，身首相贴，紧搂而舞”。这我都不敢翻译，怕一翻译这个文章就登不出来了。但你想想，这是什么样的场面！这是什么样的夜晚？这简直是……我可能有点激动了。

刘锡鸿出国前就打定主意，要到英国去做民族宣传工作，以“宣广圣化”。他确实也和外国人辩论过中华文化优越性之类的问题。比如波斯人问他：为什么中国不造火车？刘锡鸿说：我们中国造了一个大火车，精神文明大火车。这个火车不用煤，不用铁轨，一日行驶数万里，跑得最快。英国人又问：为什么中国把妇女关在幽室中？刘锡鸿说：“男人是脑袋，女人是小腹。一阴一阳。谁不是露着脑袋，遮着小腹呢？”英国人无话可说。
但是公平而言，刘锡鸿毕竟不是徐桐。他不远万里到了英国，而且爱看热闹，脑子也不糊涂。英国是怎么回事，他到底知道一些。比如他参观过英国监狱，里面犯人的待遇好得让他吃惊。当然，按现代文明的标准看，那个待遇也未必算多好，但大家看过方苞《狱中杂记》的话，就知道我们的犯人活的猪狗一样。刘锡鸿对英国监狱自然吃惊，但他很精明。中国喜欢弄面子工程骗外国人，刘锡鸿怕英国人也这样。于是他挑了一天，没打招呼忽然参观监狱，发现并无两样，这才相信英国犯人待遇确实不错。
他曾经在日记里感慨说：英国“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这是很高的评价。但是刘锡鸿话锋一转，说英国人“不识父子之亲、男女之别”，没有精神文明大火车，终究落了下乘。他还评论说英国人处处和咱们相反，政治上人民在君主之上，家庭里女人在男人之上（据刘锡鸿说，英国男人对老婆，就像儿子对老爹一样孝顺），就是昼夜也和咱们是颠倒的。言下之意，他们即便好，也不符合我们的特殊国情，还是不能学。

我们有后见之明，很容易嘲笑刘锡鸿，更不要说老徐桐了。但转念一想，我觉得他们也遵循自己的逻辑，不能简单用糊涂二字概括。有一个故事，有位年轻人碰见一位老绅士，就上去问他借火。老绅士仔细打量他，然后说：“我如果借给你火，你就会向我搭讪；搭讪之后，我就不免要请你做客；请你做客，你就不免要认识我女儿；认识我女儿之后，你就说不定会勾引她；勾引她之后说不定会让她怀孕。而你休想让我女儿当未婚妈妈！所以——你TMD怎么敢跟我借火？”徐桐有着和老先生一样的警惕。他认为对西洋那些玩意只要松个口，就会滋生蔓延、难以遏制，最终冲垮中国几千年之文化大厦。一百年后我们回头看，不能不承认：徐桐是有道理的。你一旦决定学习西方的东西，后面发生什么就很难控制。借个火给人家，最后闺女真大着肚子要打胎，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洋务派以为自己可以在西方文明里挑挑拣拣，跟择大白菜似的，那是犯了大错。单就这点而言，他们其实还没徐桐看得清。
中国就像一条大船。船上有我们这些乘客，也有世代相传的各种文化货物。船只漏水的时候，徐桐认为这些文化货物顶顶重要，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根本。所以宁可沉船，宁可大家同死，也决不能丢弃这些东西。用徐桐的原话来说，就是宁可亡国，不可变法。这话可不是随便说说。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徐桐驱赶全家人投井，最后井都填满了，从上面望下去全是人头。没有空地了，徐桐只好上吊自杀。他做出了自己的价值判断：这些文化货物比乘客更重要。
和徐桐这样的倔牛相比，胡适那些五四领袖则像蝴蝶一样轻盈。在他们看来，和乘客相比，货物没有什么价值。他们不在乎中国的过去是什么，只在乎它的未来是什么。他们不在乎船上有什么货物，只在乎船要把乘客拉到哪里去。他们说，好就是好，坏就是坏，没有“中国特色的好”、“中国特色的坏”。
而刘锡鸿则矛盾犹豫得多。他一边承认对方的种种好处，一边又强调中国特色；一边说那些东西真不错，一边说可惜不适合咱们。种种辩解、遮掩之下，他那本日记成了后人的笑柄。其实扪心自问，刘锡鸿没想明白的问题，我们真的想明白了么？

【年度字】

◎ 限

【年度语录家】

◎ btr
◎ 扯淡着抒情
◎ 方希
◎ 9度秋裤
◎ 老树画画
◎ 刘瑜
◎ 瘦死也光荣
◎ 夜骸
◎ 鹦鹉史航
◎ 真理男

【年度成语】

◎ 拜登吃面
◎ 民意赤字
◎ 微博打拐
◎ 二贯满盈
◎ 暴力慈善
◎ 盐荒子孙
◎ 邵氏弃儿
◎ 故宫自撼
◎ 世袭招聘
◎ 指天默哀
◎ 一潘一千

【年度词组】

◎ 年度挨踢：重度手机上瘾者
◎ 年度悲凉：伪民意
◎ 年度别字：碉堡了
◎ 年度长嗟：微博打拐
◎ 年度扯淡：能量外衣
◎ 年度创意：群嘲
◎ 年度调笑：萌点
◎ 年度定义：西红市
◎ 年度风尚：挽尊
◎ 年度风行：拼干爹
◎ 年度疯狂：恋爱实名制
◎ 年度环保：抗拍性
◎ 年度荒唐：马上就办办
◎ 年度警觉：理性无知
◎ 年度警醒：沉默罪
◎ 年度科研：我毁灭潜力
◎ 年度民生：食品犯罪
◎ 年度命名：公共裙带
◎ 年度蹊跷：五毛节
◎ 年度奇怪：政绩玩具
◎ 年度发现：恶名市场
◎ 年度色情：叫床式批评
◎ 年度无耻：塑化剂
◎ 年度无聊：活跃跃
◎ 年度无奈：酱油委员
◎ 年度欣慰：土地正义
◎ 年度新生：宾着
◎ 年度益智：励志犯
◎ 年度娱乐：比惨
◎ 年度震撼：老不信

【年度句型】

◎ 老子是儿子的通行证，儿子是老子的墓志铭。
◎ 普通青年……文艺青年……二逼青年……
◎ 十年生死两茫茫……
◎ 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奇迹!
◎ 有一种思念叫做望穿秋水，有一种寒冷叫做忘穿秋裤。
◎ 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年度文体】

◎ 丹丹体
◎ 将爱体
◎ 蓝精灵体
◎ 咆哮体
◎ 秋裤体
◎ 膝盖中箭体

【年度短语】

◎ 年度棒喝：为何众多国家级部门始终摁不住一头猪。
◎ 年度爆笑：长着一张甲等奖学金的脸。
◎ 年度悲哀：我们的教育体制比1949年前还要落后。
◎ 年度扯淡：有些补丁是专门坐飞机到上海找裁缝打的。
◎ 年度调笑：你永远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 年度洞穿：靠隆胸是隆不出一个玛丽莲-梦露的！
◎ 年度诡谲：在一个平时受到严格约束的地方现在可以制造得到官方许可的混乱。
◎ 年度鬼马：没有目的地的人生可能有最远的目的地。
◎ 年度讥诮：一个人在美学上堕落的人更有可能在道德上堕落。
◎ 年度嗟叹：丢失的日子如融化在人群里的好姑娘我看着她沿途美丽下去嫁给别人。
◎ 年度绝望：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就是真相的坟场。
◎ 年度苦笑：这心碎得捧出来跟饺子馅儿似的。
◎ 年度狂野：这家伙去另一个世界继续牛逼了。
◎ 年度羸弱：选择小小的宿命给自己制造一点不会太构成伤害的意外。
◎ 年度立场：宽带再宽也通不过人心的窒塞。
◎ 年度美好：有爱,就能用开水干杯，就能用目光击退子弹。
◎ 年度脑残：这是因为人家坐上了“升职器”！
◎ 年度奇喻：喝香热豆浆能忍住不吃香炸油条的人不可深交!
◎ 年度清澈：我觉得农民工比红十字干净多了!
◎ 年度情色：我们一起上微薄一起上校内一起上豆瓣一起上饭否我们就不能一起上床吗?
◎ 年度透彻：不要和肉鸡谈飞翔。
◎ 年度透视：羡慕唉，如何及？
◎ 年度委曲：牺牲色相英勇出镜热恋般推荐!
◎ 年度犀利：孤灯下七十岁的作家一笔一画地写下红楼群姝的阴森死法嘴角上浮现一丝笑意。
◎ 年度悬疑：打虎英雄埋葬在没有老虎出没的地方心情肯定郁闷！
◎ 年度揶揄：一个人的时候，他喜欢坐在街边，为每个路过的吻配音。
◎ 年度疑惑：一个巴掌将邓文迪送上了所有媒体的头条。
◎ 年度讽喻：官员干了黑社会的工作，情妇干了反贪局的工作。
◎ 年度自嘲：他们用加粗的黑体奔跑着念诵。
◎ 年度自勉：原来追求正义也可以很酷！

【年度微博语录】

◎ 成功的三要素：一、坚持。二、不要脸。三、坚持不要脸。
◎ 打开电视，看见一个中国；打开电脑，看见一个中国。
◎ 发改委终于超越了统计局，说北京人均绿地是巴黎两倍。最牛回复：“是算上了QQ农场吧？”
◎ 革命前辈的鲜血又不是十字路口的红绿灯，怎么能说红就红说绿就绿呢？
◎ 根据我的实践，装逼有几个层次：1，生怕别人不知道；2，生怕别人不知道同时生怕别人知道这种生怕；3，生怕别人知道。
◎ 怀着一颗二线城市的心在一线城市里过着三线城市的日子。
◎ 建多少个孔子学院也证明不了这里真的曾经有过几千年的文明。
◎ 揩屁股的人被屎给活埋喽！
◎ 拿建孙子的钱去养他们的孙子真TMD一帮孙子。
◎ 那些歌像一个有很多堂兄弟姐妹的孤儿。
◎ 尿检结果出来了，我的htc呈阳性，iPad还算正常。
◎ 岁月是把工学手柄握感舒适冷锻工艺刃口精磨不易崩卷持久锋利的杀猪刀。
◎ 同样是穿越剧，美国都是往前穿，中国都是往后穿。一个想不出历史，一个想不出未来。
◎ 为了拍这部戏剧组拆掉了我的母校。
◎ 现在的女生都怎么了，上半身穿棉袄，下半身穿丝袜。”“因为鲜奶要保温，火腿要冷藏。”
◎ 校车事故后第一个下台的领导是百度丰县吧吧主。
◎ 丫有一股发自灵魂深处的土腥味儿的骚！
◎ 在一个铁锤的世界一切都是钉子。
◎ 总有人会说：去你妹的、干你妹啊、滚你妹啊……但只有一个人真正做到了，他就是“妹夫”！
◎ 最想认识的三个机构的人，依次是：有关部门，境外势力，原作者。

【年度段子】

◎ “北京今冬为啥没下雪？ 答案 A、没有北京户口，下不来； B、北京房租太贵，下不起； C、遇到领导出行，交通管制，不敢下 D、没交够五年的税
和五年的养老保险，摇不上号！”

◎ 早起，买地沟油炸油条,切个苏丹红咸蛋，冲杯三聚氰氨奶，上班。中午，在食堂要一瘦肉精猪肉吃炒农药韭菜和双汇香肠，来碗翻新陈米饭，泡壶香
精茶叶。下班，买条避孕药鱼，尿素豆芽，膨大西红柿，开瓶甲醇酒，吃个硫磺馒头。饭后地摊买本盗版小说，晚上钻进黑心被窝。核辐射算啥？！盐重
么？

◎ 脱了袜子自己闻那叫日记；脱了袜子请朋友到家里来闻，那叫博客；脱了袜子挂在家门口让路过的人闻那叫论坛；脱了袜子挂在广场上请所有人闻，再去闻别人的袜子，恭喜你，你已经玩微博了。

◎ “iPhone5要出了，这可怎么办呢，就只剩下一个肾了” 网友回复：“亲，还有精哦！” 楼主：“人家是女的” 网友回复：“亲，还有初夜哦！” 楼主：“早没了” 网友回复：“亲，还可以找个好干爹哦！” 楼主：“长得不如郭MM” 网友回复：“亲，还可以装老奶奶在马路边等奔驰哦。”

◎ 2023年，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在一个咖啡馆里，普京说：老了，都记不清现在咱俩谁是总理，谁是总统了？梅德韦杰夫：现在您是啊！普京：哦！那应该你去给我倒杯咖啡吧！梅德韦杰夫：好……转身嘟囔说：拉到吧，我当总统那会儿，也是我给你倒……

◎ 有一种骗局电话，广东口音的男子，让你猜他是谁。有天，又接到这样的电话，让我猜他是谁，我说：你是蜡笔小新！对方就挂电话了。

◎ 鉴于iphone4s外观与iphone4无任何区别，装逼党们就非常担心：即使买了iphone4s，别人也看不出来。情急之下，他们纷纷电邮病中的乔布斯，问询如何让别人知道我买的是iphone4s?病中的乔布斯回电：购买iphone4s的客户，我们即将开发新浪微博客户端：iphone4s客户端。您的微博会显示：来自iphone4s客户端。

◎ 原文：我们不过想要个寻常女子，面目清秀，听街知巷闻的歌，看老少皆宜的剧，买少量首饰，穿舒适衣裤，鲜知世事，出父家，进夫家。穿好看的衣服。化少许的淡妆。说得体的话语，有自己的生活圈子。不偏颇矛盾，不低微脆弱。不向世间盲目索取，亦不事事推敲。译文：听凤凰传奇，看步步惊心，买山寨大牌，说火星言语。言谈得体像郭四，棉布长裙如安妮。看男人脸色，仰婆婆鼻息，一辈子唯唯诺诺，其实就是个SB。

◎ 北京精神应该是全聚德烤鸭、小清新后海、总统炒肝、3迈八达岭高速、摇号买车、下雨看海、雾都桑拿、苦逼一号线、特供蔬菜、监管wifi、京城四少……帝都欢迎你丫挺的！

◎ 考官：打过架吗？考生：家常便饭。考官：有案底吗？考生：刚刚出来。考官：敢拿人家的东西吗？考生：就像拿自己的东西一样。考官：老头敢打么？考生：小菜，俺爹就是让俺打残的。考官：你通过了，我们城管需要你这样的人才！考官又问：出事了怎么办？考生：就说是临时工，考官：今晚上班。

◎ 人生得意须尽欢，过了山海关都是赵本山。问君能有几多愁，树上骑个猴，地下一个猴。众里寻他千百度，没病你就走两步。天苍苍，野茫茫，我十分想见赵宗祥。红酥手，黄藤酒，大爷，这个真没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不是大款就火夫。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反正十块钱儿的，都是你消费。

◎ “坑官”的几种形式：1、有个坑爹的儿子；2、有个烈性的藏娇；3、有个很二的干女儿；4、有块上镜的名表；5、有辆招摇的车牌；6、有张巨额消费发票单；7、有个不够硬的靠山；8、有个好打人的拳头；9、有张狂妄的臭嘴；10、有孜孜不倦的微博挖掘机；11、有本不小心丢失的日记本。

◎ 韩剧有三宝：车祸、癌症、治不好。谎言有三宝：天长、地久、爱到老。型男有三宝：亲亲，抱抱，再推倒。周董有三宝：哎呦，不错，这个屌。大学生有三宝：复制、贴上、过就好。大学男生有三宝：联谊、泡妞、学妹好。大学女生有三宝：化妆、打扮、穿得少。微博有三宝：关注、评论、转发好。

◎ 上联：1直2在奔3路上。下联：9是8敢娶7买房。横批：气456。

◎ 雨对风，门对路，私奔对公募。烧包对煎饼，正局对非处。松岛枫，藤井树，城管对牲畜。今朝躲猫猫，昨夜干露露。孺子牛，流氓兔。娱乐靠手，道路以目。让领导先飞，请姑娘留步。但求夏峻峰生还，又见药家鑫上诉。撼祖国强盛，唯我故宫；偷作家腰包，任君百度。

◎ 楼下超市老板娘训自己辍学后在店里帮忙的女儿：瞧瞧人家郭美美，年纪轻轻就混得那么牛，有好车有好房。你咋就只能到处给人送馒头包子方便面？女儿回复：都送了三年了还没遇到一个什么十字会的！

◎ 现在的玉器很多都是造假的。其中有一种做风化的效果，就是用喷砂机喷。 喷的时候工人一边呼呼的喷一边嚷：“再一小时可就到明朝了啊……再过一小时就到唐朝了哈， 你要什么朝代的赶紧说，过了可就回不来了！

亲爱的梵梵，

很抱歉，这是我第一次给你写信，虽然我们聊天的机会很多，听你讲学校里面的事情，听你讲你喜欢的歌曲还有明星，有的时候给你提供一些建议，当然最多的事情，还是提醒你不要忘记做功课，能不能够读书更加努力一点点。

但是我一直不知道如何和你讲一些，我想要让你花点时间多想想的事情，也许是因为那些事情太严肃，也因为不知道如何从何说起。当然，更主要的，还是我不是太着急，就好像知道你考试成绩不好，我也不是太着急的那样，我总觉得，道理，还是要靠你自己领悟出来的。

就好像最近你告诉我，你会翻墙了，因为你终于忍受不了，过了深圳河，就没有办法看你喜爱的视频，和朋友在网络上聊天的日子，虽然你只是觉得不方便，也没有去想太多的为什麽，但是至少，你去学和做了点事情，来改变这个现状，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去年夏天，我们去维多利亚公园，虽然你一直在那里低头玩手机，但是我知道，你其实一直在听我和朋友们的对话，你甚至很耐心的听我，简略讲述的一段历史，我想，看到周边那些和爸爸妈妈一起出现的你的同龄人们，你们都明白，为何每年，我们要让你们来到这里，你们是幸运的，因为你们至少拥有一段记忆和印象，不会对历史茫然不知。

你知道你有多幸运吗？当我写如何才能有安全的校车文章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你，因为作为一个在职的妈妈，我明白照顾孩子和兼顾工作的难处。这个时候，如果生活的社会，能够有很多便利提供，并且保障安全的话，生活质量会提高很多。但是你知道吗，就像校车这样在你看来，从来都不是问题的事情，在中国内地的太多地方，却还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存在了太久，每年都有媒体在报道，每年都有学生因为校车安全问题而受伤或者死亡，但是直到今年，在甘肃校车事故，造成二十一人死亡之后，政府才开始意识到，应该用法律的方法，构建一个制度。这当然是一种进步，虽然有点点姗姗来迟，甚至会在这个过程中，产生更多的问题，比如说，很多家长发现，校车不见了。

每次去内地，你总是会听到我和你的那些叔叔阿姨们，抱怨食品安全问题，我们总是会提醒你们，千万不要乱买内地的那些食品，担心你们的健康。你知道吗，你同样是多幸运，因为我们有能力去购买昂贵的食物，为了买一个放心，但是更多的人是没有选择的。前些天我去杭州的一个城乡结合部采访，我和同事们肚子很饿，但是我们不敢买那些街边的早点，尽管热气腾腾，很香很吸引人。其实那个时候我突然有一种负疚感，当我们嫌弃这些便宜的食物的时候，这些东西却是大部分人每天在吃的东西，我们拥有这种特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多想想，怎样让我们的特权，变成每个人都拥有的权利？

梵梵，你已经是一个少女了，也因为这样，每次看到新闻上报道，和你差不多年纪的女孩子被强奸或者被内地的官员公务员性侵犯的时候，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凉。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问题，性侵犯未成年儿童就是要负上刑事责任，不要拿对方是否自愿来作为法律的挡箭牌，因为你们这样的年轻，是还没有独立判断能力的，监护的责任，在社会以及家庭。只是，很可惜，在我看来不存在讨论余地的问题，现实结果却不是这样。这让我觉得，这个社会的安全感，又缺乏了一层。就好像每次跨过了深圳河，如果是你一个人，我总是会担心，会不会遇到坏人，就好像每次到内地，周边的人总是要善意提醒，看管好自己的财物那样，有意无意让人产生很多担心和压力。我很多时候反问自己，为何会这样，其实不仅仅是对这个社会缺乏信任，更主要的，是我担心执法部门的不作为，不知道去哪里求助，求助是不是会得到回应。

所有的这些担心，我看得出来，因为你还小，所以也不会太放在心上，这当然是好事情，因为担心太多，防备太多，那会失去童真，和对人性美好的信任。也因为这样，我很多时候很矛盾，还记得我们那年去上海世博会，那末多人打尖，看着你和你的小朋友被别人一次次挤到后面，我不得不教你们，如何保护自己。同样，看到你的那些内地的同龄朋友，他们在各种技能和学业上是那样出色，是那样的进取，我甚至有点担心你的前途，因为如果未来的社会，讲求的是赤裸裸的竞争，没有多元的生活选择的话，你会被那样的社会看成是一个失败者，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来承受？

不过，说到底，你还是幸运的，因为你还是比太多人有选择，我只是希望，你能够有一些兴趣，能够有自己谋生的技能，做一个善良的人，看到小悦悦躺在地上的时候，会第一时间报警，看到有不公平的事情，或者觉得自己遭到不公平对待的时候，你不会害怕站出来，说出来。那末，未来，在香港这个地方，维持一种简单而有尊严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我的要求不高，对你，甚至对这个社会。我只是希望，其他的那些没有你幸运的孩子，当他们长大的时候，这个社会能够让他们过上有幸福感的生活，就可以了。之所以用幸福感这个词，这是因为，外界只是为幸福创造必要的条件，感受幸福来自于每个人的内心。如果这个社会没有破坏人们感知幸福的能力，那，还有希望。

我总是提醒自己，不要小看孩子，特别是最近，看了不少高中学生的文章，让我更肯定了这种想法，我们大人总是以为很多事情你们不懂，其实，我知道，你还有你的那些同龄人，心里面，其实，清楚的很。

希望这封信只是一个开始。

爱你的阿妈

（这是为“南都周刊”写的全文)

按：十几天前我在巴黎，法国广播电台的记者凯文约我做了个采访，以下是问答内容，感谢他整理的录音，后来我又做了一些调整。

问：卧底传销、探望陈光诚，似乎表明你开始转向社会公共事务，开始政治性的表达，奥斯陆演讲就是一个例子。同时，许多律师、学者和演艺界人士都有类似的转变。你是怎么想的？

答：从大的方面来说，主要是信息技术的发展，让我们能够接触到更多的外部信息，也能够了解更多的历史真相。在这种情况下，难免会产生表达的欲望。

对我个人来说，有两方面原因。我早年只关注文学，不太关心时事，但随着年龄渐渐增长，我现在已经是个中年人。王小波说，中年人要对这个社会承担更多的责任。我以前不太理解，但是现在的确感受到作为中年人的责任。第二个原因是，当我开始用自己的眼睛观察这个社会，开始独立思考，发现有些话真是不吐不快，必须要说出来。听着那些无耻的言论、愚蠢的观点，我常常会有这样的冲动：走到说话者面前，明明白白地告诉他：对不起，你这是胡说。

中国社会是个不正常的社会，许多庸俗哲学一直流传：沉默是金、多言贾祸、万言万当，不如一默，等等。在私人生活中，沉默或许有其意义，但在公共生活中，你的沉默，往往就是对作恶者的纵容。所有这些庸俗哲学，实际上是在鼓励人们做一个打死不说话的顺民，看到不平，闭上嘴；挨了打，闭上嘴；房子被拆，闭上嘴；直到被拖去枪毙，连死都是闭着嘴死的。

但这不对。我们追求一个正常的社会，就必须像正常人一样行事：看到不平，吼一声；挨了打，叫起来，打回去；房子被拆，站出来保卫它。

当皇帝光着屁股走到街头，众人啧啧赞叹新衣之美，就必须要有一些愚笨而天真的人大声说出来：其实他什么都没穿。当庙堂之上开始公开地指鹿为马，聪明人忙着从科学的角度、历史的角度、发展的角度来论证“其实鹿就是马”，就必须要有一些正直但不识时务的人站出来，走到说谎者面前，以常识和良知作答：不，那是鹿，不是马。

常常有人问我：你是一个作家，怎么会关心这些事？我的回答是：我是一个作家，怎么会不关心这些事？

问：你早先的作品都致力于刻画人性之恶，这和今天的批判转型有关系吗？

答：我在小说中写人性，却不喜欢把一切归结于人性，更不喜欢“国民劣根性”之类的说法。既然是“劣根”，就意味着它是很难改、不可改的，这等于在说中国人是低等民族，我不能同意。台湾人、香港人、新加坡人跟我们有什么区别？同文同种，同样都是黄皮肤、黑眼睛，我们有的毛病，为什么人家就没有？我们常犯的错误，为什么人家就少犯或者不犯？我更倾向于从制度中寻找根源，一个好的制度，可以塑造一个正常的社会；而一个坏的制度，则必然会造就一个病态的社会，从而产生各种稀奇古怪、耸人听闻的罪恶。这其中当然有人性的因素，但更多地还是应当从制度中寻找原因。

问：你早先的作品把人性恶的一面描绘得很充分，容易让人读完以后对社会悲观失望，你觉得真实情况和自己笔下所描绘的有多大距离？

答：《原谅我红尘颠倒》描述的并不是中国司法界的全景，也不可能是。它只是一部分人在一段时间内的生活片段。那些贪腐肮脏的情节，90%以上都曾经真实地发生过，许多都是真实案例。不过这些并非发生于同时、同地、同一个人身上。这本书看起来很黑，因为我把黑暗收集起来放在了一起。现实生活没这么残酷，当然我也必须说，有些人的生活比我写得更黑。

谈到中国司法，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中国这么大，各地的法律制度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大城市的情况稍微好一些，有些小案子、权力没有染指的案子还能寻到公平，但在某些小地方，尤其在中国北方，有时连很小的案件都难以寻求公平。然而，尽管没有可靠的实证数据，但我还是倾向认为，现在的司法环境和前些年相比还是有所改善，甚至可以说目前正处于六十多年来的最好时刻。

问：但是有很多法律学者和律师都认为法治建设有停滞和倒退的趋势。

答：在我们自己的人生之中，几年很漫长，但从一个国家的历史来看，几年只是一瞬间。最近几年，确实有许多令人担忧的迹象，但总体上，还是要看到进步。现在有很多案件被披露出来，让人感到黑暗残酷。这并不能说明现在比以前更黑，以前更严重，只是没有曝光而已。能够报道出来已经是一个进步。

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法治肯定不能算好，甚至可以归入差的那伙。但是和我们自己的历史相比，我觉得除了民国一段时间的法治比现在好，现在可以算是很好的了。

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孤立的国家，在世界越来越小，联系越来越多的今天，我们能看到美国人和欧洲人是怎么生活的，我们也能知道香港人和台湾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这就必然会产生一个疑问：我们和他们一样，同样是人，为什么不能过同样的生活？

和自己的过去比较是一种无能的表现，一个18岁的小伙子说：你不能说我没长进啊，你看，我比12岁的时候长高了许多。——这不是废话吗？你本来就应该长高。我们不能因为自己比以前好，甚至比秦朝好，就沾沾自喜。

问：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腐败，任何一种文明都有糟粕，在毒奶粉、黑煤窑、校车安全等问题上，大多数人认为这是制度问题，但也有少数人辩护，认为不要上纲上线、把所有问题都提到制度的高度。你怎么看待这种争议？

答：从制度中探求原因，是一种比较稳妥的办法。例如校车安全问题，为什么配不起合格的校车？因为教育投入不足，这本身就是制度问题。再如煤矿安全，这些不合格的煤矿是怎样拿到批文的？为什么它竟然可以在没有安全许可证的情况下进行生产？这都涉及到权力如何运用的问题，而这正是制度的核心。为什么看不起病？因为医疗投入不足。为什么读不起书？因为教育投入不足。那么多钱，为什么不肯用在医疗和教育上？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答案很简单：官员吃掉一大块，大兴土木一大块，维稳一大块，浪费一大块。有人说，校车事故的主要原因是校车不够结实，有人说，应该学习美国，给校车以最高路权。但在中国当下，即使给校车以最高路权，即使把校车造成坦克，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军警车有特权，那些神通广大的人就开军警车；如果校车拥有最高路权，相信那些神通广大的人物就会给自己弄辆校车开。

在中国，“让领导先走”是几十年不变的传统。而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领导也只是普通人，可能会行使正常的权力，但不可以拥有超常的特权。你把所有人的路都堵死，自己跑的那么快？是想去哪？八宝山么？什么事情那么重要？

制度问题说到底就是四个问题：权力如何产生？权力在谁手里？权力如何运作？谁来监督制约权力？在中国，这些问题并不难回答。权力在哪里？在中南海。权力由谁监督？中南海来监督。这就是大多数问题的根源。

问：你肯定了解微博上舆论分裂状况。你怎么看待这种分裂？又如何看待微博在其中的作用？

答：在正常的国家，人们对重大问题已经基本达成共识。但中国还是一个大洪水之前的国家，封锁舆论、篡改历史，新闻等于广告，教育形同洗脑，向民众灌输的大多是反常识的、愚蠢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会产生许多奇怪的现象。“要不要自由、要不要民主”这种问题，在其他国家早就达成共识，在中国却还有巨大的争论。如果我们把欧美国家视为文明国家，那么中国还是一个半文明、半野蛮的国家，离秦始皇的时代并不遥远。但毫无疑问，中国总有一天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文明大国，既有面包，也有自由。这是潮流所向，所有逆潮流而动的人都将成为可耻的笑话。但中国不可能一帆风顺地走向文明，在这曲折的路上，会有各种各样的挫折和磨难，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的观点，这都很正常。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都开始明白自己的责任：不仅自己要说聪明话，还要反驳别人的糊涂话。

有人说，有了微博，相当于开放了一半的报禁。或许意义还没那么重大，但它的确意味着更加自由的言论和更加公开的事实。以前不能报道的，现在通过微博可以了解；以前不能谈论的，现在通过微博可以发声。现在所有人都看到了微博的力量，我相信，只要它不被禁，它就会改变中国。

问：微博上“公知”与“五毛”的对垒，似乎成了微博时代的基本格局。“公知”们的启蒙姿态，也往往遭到草根阶层的嘲笑。

中国人对“启蒙”一词并不陌生，现代意义上的“启蒙”，就是把人类社会的常识告诉更多的人。当年在法国曾经有伏尔泰、卢梭为代表的启蒙运动，这场运动持续了很多年，阐明了现代社会的许多问题，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常识”。中国在五四运动之后，有过一个很短暂的启蒙时期，但很快就被更大的主题——“救亡”——所压倒，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逐渐抬头，并牢牢占据上风，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过真正的启蒙。近几十年来，那些在别处深入人心的常识不仅没有普及，反而被进一步遮蔽，甚至是抹黑，当你说起“民主”或“自由”，一定有人冷笑：什么他妈的民主？什么他妈的自由？那就是美帝国主义的阴谋！

有人不喜欢“启蒙”这个词，认为它体现了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狂妄自负的态度。我觉得也不能因此就否定启蒙的作用。有些东西，就需要明白人来告诉不明白的人。真正的启蒙不是居高临下地灌输，更不是口含天宪、以真理自居，而是平等地讨论，平和地研究。

我们的体制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人的“未成年化”。许多人都拥有成年人的身体，但对于人类社会的某些知识，水平和孩子差不多。而启蒙的最初含义，就是让孩子学到知识，让未成年人逐渐地走向成熟。

问：但是“启蒙者”有时可能采取一种激烈的姿态，给人的印象是，所谓呼吁“自由民主”的人，本身并不能容忍不同于他们的意见。

答：这是两个问题，即“自由党”和“自由”并不是一回事。“自由党”并不能完全代表自由，他们有可能是很邪恶的人，但“自由”本身是个好词，值得人类永远追求。学校中也会有邪恶老师，但是“教育”——传授和学习知识，这无论如何都是好事。

有时启蒙者的姿态确实让人反感，他的面目可能和独裁者的面目并无不同，只是讲的话不太一样，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提倡的东西就是坏的。态度确实重要，人们往往就是因为一个人的态度而选择赞成他或排斥他。但是我还是要说，不能因为他是个讨厌的家伙，就反对他说的一切。中国人大多都知道一句话：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愚蠢的态度。他未必就是你的敌人，就算他是你的敌人，他也可能说几句正确的话。

问：你在奥斯陆演讲中提到“这糟糕的制度能够运行，是因为我们都为之出过力”。但是，即便明确了每个人都应当负的责任，大多数人需要一种动力，如何唤起他们，避免沦入“平庸的恶”？

答：制度问题是当前的首要问题，但也不能忽略其中的个人责任。要改革制度，但也要认识到自身的责任。我说过：这国家并非没有底线，它以你我为底线。

从汉娜-阿伦特开始，人们开始关注“平庸之恶”。当一个体制开始公开地作恶，我们作为体制之一员，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该如何看待自己的职责？如果你是柏林墙下的看守，看见有人翻墙，你是该击毙他，还是把枪口抬高一公分？如果你是大街上巡逻城管，看见小贩惊慌逃散，你是该追上去把他一脚踹倒，还是该告诉自己：算了，混口饭吃，大家都不容易？如果履行职责成了一种罪恶，如果履行职责只会让善良的人感觉痛苦，那就需要检视我们作为人类的良心。

许多体制内的人都会夸耀自己的道德水准，但也必须看到，正是有了这些道德高尚的人，苦难才会如此深重。当洪水淹没一切，我们必须知道，每一滴水都曾经参与犯罪。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大多数人都不需要慷慨激昂的生活，不需要有那么多英雄和烈士，人们只需要关心自己的生活。这并非自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都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权力：我的房子不该被强行拆除，我的杯中不该有毒牛奶，我的碗中也不该有地沟油，如果我没做坏事，我不应该害怕警察……这是我的权利，如果有人侵害了它，我要出来为自己要个说法。关心自己的生活，就必须关心自己的权利，这就是公民之所应为。

如果制度继续做恶，你我都将难以幸免；如果制度变好，每个人都会受益，这就是动力所在。体制外的人要为之努力，体制内的人也要为之努力。我们要的，是一个更好的中国，吃到地沟油，可以要求赔偿；喝到毒奶粉，可以诉诸公堂；自己的房子，没人可以随便闯入或者拆除。难道这不值得我们共同为之努力吗？

问：但是矛盾就在这里，例如地沟油问题，很多城市居民深受其害，很多人都焦虑，但目前还没有形成一场有力的社会运动来反对它。再比如强制拆迁，人人都不希望自己的房子被强拆，但往往只有拆到自己头上，才会奋起反抗，很难同仇敌忾地去声援别人。

为他人的不幸而呐喊奔走，是一种高尚的品质。但高尚不是逼出来的，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这么做。不过我还是要说，当陈光诚的自由被随意剥夺，你却在旁边一言不发，那么下一个就可能轮到你。当邻居家的房子被强行推倒，你自己的房子一定也会跟着摇晃。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明白这道理，当有人惨遭不幸，会有许多人争相援手；当某人遭到有权者的迫害，会有无数人为之呼号。这已经成了潮流。

在正常的国家，“社会”是制衡政府的重要力量，中文的“社”和“会”本意都指民间团体。中国虽然号称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实际上，“社会”已经接近消亡，没什么真正的民间团体，甚至没有了宗族，有的只是单个的个体，一盘散沙。这是制度的结果，同时也是制度的原因。在这种情形下，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维权。这是当局希望看到的结果，但我还想提醒当局，这情形还可能导致另一个结果：如果高压锅没有出汽口，也许可以挡住多次沸腾，但最后一次沸腾将形同炸药。

问：你在《为了光，为了时间》里也很坦率地提到，在探望陈光诚之前，也会觉得恐惧，怕被痛打，怕被抢东西，但一个饭局之后就鼓起勇气了。这种心态变化的转折点在什么地方？是因为人多胆子就大了？

答：软弱的人需要有人壮胆。我一直都想去临沂，但一直都拿不定主意。当初的种种焦虑，前提都是独自前往的假想，一旦几个人聚拢到一起，我反而是胆子最大的那个。

我在文章里提到，王小山说，我们对陈光诚负有道义上的责任。挣扎得越久，这种道义上的责任就会越强，总有一天它会压倒恐惧。

问：也就是说，一个志同道合的小团体，可以把个人的行动能力放大很多倍。

答：如果我们承认自己是弱者，那么自然就需要别人的支持和鼓励。但是说回来，即便你是独自一人，面对暴行，面对是非，也必须做出选择。

问：前段时间的“探望陈光诚”运动应当说有一些效果，据说现在其境遇有所改善，您怎么看待国内外针对陈光诚事件施加压力的做法？什么样的方法才是最恰当的？

答：现在中国已经成了大国，手里握着那么多国家的国债，一举一动举世瞩目，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事都不再是简单的“内政”，或者说，以前视为内政的，今天可能要重新审视。不能一概都当成内政来搪塞。当世界越来越小，联系越来越多，有必要对“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进行重要审视——什么事才算纯粹的内政？说出真相是不是就意味着批评？批评和是否就是干涉内政？陈光诚事件，是单纯的内政，还是带有普遍性的人权问题？两口子吵架确实是家务事，但也要允许别人评论。吵架吵到动刀子，难道还是简单的不许别人干预的家务事？

我们知道，今天的朝鲜人过着悲惨的生活，如果国际社会能够敦促统治者放弃暴政，改善民生，我相信没有人会反对。而没有国际社会的干涉，朝鲜人将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我们不能说，朝鲜人因饥饿和暴政而死，是他们自己的内政，我们不能干涉。人权高于主权，暴政也不是内政，“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不能高于人道主义原则。

笑蜀担心国际社会的压力可能会让陈光诚的境况更加恶化，所以他希望用更加“灵活”、更“弹性”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我们首先要问，这种妥协是能解救陈光诚？这种妥协是否能改变这个使他受难的制度？如果不能，我认为这种妥协没有意义。

我们不难想象，要改善陈光诚的境况，最好的办法不是国际社会的影响，而是劝说陈光诚放弃立场，再写一份悔过书，保证当个顺民，决不再犯类似的“错误”。但我相信，笑蜀也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

问：《中国，少了一味药》的名字很有趣，因为好像不仅是给传销开药方，同时也是给整个国家开药方。你说缺少的这味药就是常识。但今天传销猖獗的现状，究竟是民智不开、缺乏常识的结果，还是欲望高涨、民富之路又被堵塞的结果？

答：传销泛滥和前途无望没什么关系。即使来日艰难，也不能跳进火坑。传销根本不可能致富，只会被骗得倾家荡产。

传销团伙的理论荒谬可笑。但这么一套荒谬的东西，为什么会欺骗那么多人？原因就在于，上当的这些人，压根没有思考、或者说没有能力来思考。

比如“吃苦”，在传销者的概念中，吃苦——不管因为什么而吃苦——本身就是一件高尚的事。这和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意识形态教育都有莫大的干系，几十年来，我们听到无数这样的话：“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不禁要问：不怕苦我还可以相信，但什么样的人才会不怕死？号召人不怕死，这是想干什么？他死了你有什么好处？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吃苦确实可以磨练意志，但没人应该吃无谓的苦。能吃饱却要自愿挨饿，如果不是为了减肥，这又是为了什么？脑袋进水了？在我所在的团伙，每个人都自愿挨饿，并且要监督别人跟他一同挨饿，这种人，说他缺乏常识都太厚道了。

问：你对传销模式的揭露，似乎还有意犹未尽之处，比如洗脑的方式、对谎言的服从与崇拜、对伦理的摧残等等。一定程度上说，这些都是中国人似曾相识的东西，传销团伙和某些特定社会的运作是不是具有某种同构性？

答：毫无疑问，传销团伙的首领从我们的宣传和教育中学到了很多，许多理论、许多场景都似曾相识。从这一点说，传销能在中国泛滥成灾，我一点都不奇怪，它甚至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有什么样的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化。埋下什么样的种子，就会结出什么样的瓜，

比如说鼓励告密，我们都知道，在文明社会中，告密是件极其可耻的事。但在传销团伙中，每个人都要监视新人，哪怕是他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也要及时汇报他的思想动态、只字片语，甚至是那些极为私密的话。目的就是要形成一种“有集体无个人、有领导无亲人”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下，人们相互怀疑，相互猜测，最后把人间变成一座巨大的监牢。

这种情景，会让人自然地想到文革，在那个年代，谁说句不合时宜的话，不管是父母还是子女，都有检举的责任。现在中国还有许多人鼓吹文革，或许他们可以这么想：你是否愿意揭发自己的父母？或者相反，你是否愿意看到你的儿女站出来揭发他的父母——你？

这样一个只讲谎言、相互提防的社会，就像一个空气严重污染的城市，它是所有人的恶梦，没人可以幸免。即便粮食可以特供，水和菜可以特供，空气怎么特供？你以为当个警察、当个书记就安全了？警察也要维权，书记也要上访。一个让所有人感觉不安全的世界，一个让所有人都痛苦的世界，将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最终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改变，要么崩溃。

最近翻看了很多问题，革命和改革两个词被频频的问起。平时媒体也很喜欢问，但是也只是一问一听，无法见诸报端。写下来无论什么观点，八成也是不保的命。但作为这次冬至回读者问的第一篇，我就先用整个篇幅来回答我关于革命两个字的看法。我综合了读者和一些内外媒的提问，在这里一并作答。

问：中国最近群体事件频出，你认为中国需要一场革命么。

回 答：在社会构成越复杂的国家，尤其是东方国家，革命的最终收获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很坦率的说，革命是一个听上去非常爽快激昂并且似乎很立竿见影的词汇， 但是革命与中国未必是好的选择。。首先，革命需要有一个诉求，诉求一般总是以反腐败为开始。但这个诉求坚持不了多远。“自由”或者“公正”又是没有市场的， 因为除了一些文艺和新闻的从业者，你走上街去问大部分人，你自由么，他们普遍觉得自由。问他们需要公正么，他们普遍认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别发生在我自己身 上就可以了，不是每个人都经常遭受不公待遇，所以为他人寻求公正和自由不会引发人们的认同。在中国是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集体诉求的。这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是可能不可能有的问题。我的观点是不可能也不需要。但如果你问我中国需要更有力的改革么，我说一定是的。

问：你为什么不去领导一场起义呢？
回答：开玩笑，就算我认同革命，并在上海起义，而且还稍具规模，官方只要一掐断互联网和手机讯号，我估计不用政府维稳机器出马，那些无法用QQ聊天或者玩不了网络游戏看不了连续剧的愤怒群众就足以将我们扑灭，你也别指望着能刷微博支援我，你三天上不了微博就该恨我了。

问：那难道中国就不需要民主与自由了么？
回 答：这是一个误区，文化人普遍将民主与自由联系在一起，其实对于国人，民主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不自由。因为大部分国人眼中的自由，与出版，新闻，文艺，言 论，选举，政治都没有关系，而是公共道德上的自由，比如说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人，能自由的喧哗，自由的过马路，自由的吐痰，稍微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我可以 自由的违章，自由的钻各种法律法规的漏洞，自由的胡作非为，所以，好的民主必然带来社会进步，更加法制，这势必让大部分并不在乎文化自由的人们觉得有些不 自由，就像很多中国人去了欧美发达国家觉得浑身不自在一样。所以，民主和自由未必要联系在一起说，我认为中国人对自由有着自己独特的定义，而自由在中国最 没有感染力。

问：我认为中国顽疾太深，改革已经没有用了，只有来一场革命才能让社会好转。

回答：我们假设革命没有遭到镇压，当然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我们幻想一下革命，假设，革命到了中段，学生，群众，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农民，工人，肯定不 能达成共识。而我们一直忽略了一个人群，那就是贫困人口，这个数目大概是两亿五千万。你平时都不能注意有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甚至从来不使用互联网。既然 革命能够发展到中段，必然已经诞生了新的领袖。没有领袖的革命一定是失败的，白莲教起义就是很好的例子，而有了领袖的革命，也不一定好到哪里去，太平天国 又是很好的例子。中国式的领袖，绝对不会是你现在坐在电脑前能想象的那些温厚仁慈者。这样的一个领袖，八成独断专横自私狂妄狠毒又有煽动力，是的，听着有 点耳熟。但中国人就吃这一套，也只有这一套才能往上爬，这个社会习惯了恶人当道，好人挨刀。文艺青年们看好的领袖一个礼拜估计就全给踢出局了。而越是教育 水平高的人，越不容易臣服与领袖。所以这些人肯定是最早从革命中离开的。随着社会精英的离开，革命人群的构成部分一定会产生变化，无论革命的起始口号有多 么好听，到最后一定又会变回一个字，钱。说的好听一点就是把应该属于我们的钱还给我们，说难听一点就是掠夺式的均富。你们不要以为因为我觉得自己有点钱， 所以我怂了，害怕失去。在革命的洪流里，你拥有一个苹果手机，你是开摩托车的，甚至你会上网，你平时买报纸，吃肯德基，你都算是有钱人，都是充满着原罪的 被革命对象。有一亿家产的人比起有一万家产的人反而安全，因为他们打开家门，门口已经放的是纽约时报了。最后倒霉的还是中产，准中产甚至准小康者。以前人 们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自相残杀，现在的人们只认钱，所以很多人民已经被训练成只认钱的自相残杀者。所以你就想象吧。而中国人讲究清算，这也必然导致镇压。

任 何的革命都需要时间，中国那么大的国家，不说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权利真空。稍微乱个五年十年的，老百姓肯定会特别期盼出现一个铁腕独裁者，可以整治社会 秩序，收拾一下局面。至于从百花齐放重新看回人民日报，这个真的没所谓。况且我们的一切假设都建立在军队国家化的前提下，所以这些都是幻想，连幻想都不乐 观，就别提操作了。

问：那你看埃及，利比亚⋯⋯

回答：埃及，利比亚是被一个人独裁统治几十年，城市也不多，一个事件作为爆点，一个广场用来演讲，就可以革命 成功。中国没有一个具体的个人能成为被革命的对象，城市，人口众多，而且各种千奇百怪的灾难都发生过，G点已经麻木，更别提爆点了。就算社会矛盾再激烈十 倍，给你十个哈维尔在十个城市一起演讲，再假设当局不管，最终这些演讲也是以被润喉糖企业冠名并登陆海淀剧院而告终。

当然，以上更是废话，最关键是就大部分中国人一副别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一辈子都团结不起来。

问：你的观点非常的五毛党，是被政府买通了么？为什么不能一人一张选票选主席。

回答：在这样一个非此即彼，非黑就白，非对既错，非带路党既五毛党的社会里，革命两字说起来霸气，操作起来危害更大。也许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一人一张选票选主席，其实 这并不是中国最大的急迫。相反，一人一张选票，最终的结果还是共产党代表获胜，谁能比党更有钱？五百亿就能买五亿张选票。不行加到五千亿。一年税收都十万 亿呢。你和人家比有钱?你觉得你周围的朋友的公正独立，那样的人加起来也就几十万张选票。你看好的有识之士，能有十万张都不错了。唯一能和共产党抗衡的就 是马化腾，因为他可以在QQ登陆的时候弹出一个窗口：谁选我马化腾，谁就可以得500Q币。此举估计也能获得两亿张选票。但问题是，到时候马化腾一定会入 党的。民主是一个复杂，艰难而必然的社会历程，并不是什么革命，普选，多党制，推翻XX，这些脱口而出的简单词汇可以轻易达成的。如果你对司法和出版都从来没有关心 过，你关心普选有什么意义呢。无非就是说起来更拉风一点。这和那些一说起赛车只会提F1，一说起足球只知道世界杯的人有什么区别呢。

问：我觉得中国的革命和民主只是时机的问题。你认为什么时机最合适。

回 答：革命和民主是两个名词，这两个名词是完全不等同的，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这个咱们不是早就已经证明过一次了嘛。历史曾经给过中国机会，如今的局面 则是我们爷辈的选择。现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国家，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急需要改革的国家。如果你硬要问我在中国，什么时候是个革命的好时机， 我只能说，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革命了。

但这样的国家，也不需要任何的革命了，国民素质和教育水平到了那个份上，一切便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也许你能活着看见这个国家的伟大变革，也许你至死都是这个死结里缠绕的纤维，但无论如何，你要永远记得，错车时请关掉远光灯，也许我们的儿女将因此更早的获得我们的父辈所追求的一切。

冬至回读者问之一，完。

因为时不时发点牢骚，被一个朋友教育：“中国现在发展得很好呀！你看——”顺手往窗外一指：“到处是高楼大厦！比国外很多地方现代多了！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餐馆，还有周围的餐馆，全是满的……”
我承认，虽然空气能见度有限，顺着她的手指，我的确看到了窗外很多熠熠发光的高楼大厦。岂止高楼大厦，还有车水马龙——延绵不绝，完全可以用“唯余莽莽、顿失滔滔”来形容。此外，我可以以亲身经历作证，我生活和工作区域附近的餐馆，到吃饭时间几乎总是满的，这是对“内需不足论”的有力反驳。夏天的时候，我还经常在路边看到打太极的老太太，打篮球的少年以及卖烧烤的路边摊。如果张择端还活着，这些景象足够他再画一幅现代版的《清明上河图》。
正为自己的消极心态感到羞愧，我突然想起了以前读到的一个笑话。这个笑话说的是，老师对着全班学生点名：“没来的请举手”。
我问这个朋友：你知道薛锦波吗？她说不知道。我只好跟她解释：这是广东某村的农民，在该村的土地维权事件中与政府发生冲突，被带到看守所后，据说“心源性心脏病突发”死亡，而这只是神州大地上诸多“神秘看守所死亡”事件中的一个。
我又问，你知道韩颖吗？她说不知道。我只好跟她解释：这是北京海淀某地的一位女性，因为独立参选地方人大代表，被跟踪被骚扰甚至被殴打，而这只是今年受到打压的诸多独立参选人之一。
我又问，你知道雷金模吗？她说不知道。我又只好跟她解释：这是一位普通的尘肺病人，因为没钱治病现在岌岌可危，而这只是无数得不到医保救助的尘肺病人及其他病人之一。
我一口气列举了十来个我的朋友从未听说的人，都是这个欣欣向荣的时代里“没来的人”。因为可能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形象，所以关于他们的信息总是模糊不清——虽然互联网上偶有透露，但相关信息总是倏忽即逝。又因为这是一个大众媒体的时代，所以如果他们不曾在大众媒体上存在和停留，那么他们就几乎相当于不存在。 这当然不是说《清明上河图》上画的车水马龙是假的，但车水马龙的背面，还隐隐浮现着另一个不那么豪迈的世界。
“这些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毕竟要看时代的主流！”我的朋友说。到底什么是时代的主流，我其实不大清楚，我只知道当一个人得了胃溃疡，医生不能视而不见，安慰他说：要看身体的主流嘛，除了胃，你的其它器官全都是好的！
据说知识分为三种：你知道的，你不知道的，以及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薛锦波韩颖雷金模对于我这个朋友，大约就属于她“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那一类知识。因为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尽管性情善良，她甚至没有翻到《清明上河图》的背面去看看的冲动与好奇。因为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她相信北京五环内的所见所闻，就是“时代的最强音”。也是，在人类不知道火星的存在的时候，没有人会好奇上面都有些什么。
在一个信息传播受限的社会里，坐井观天几乎是认识的必然趋势。开着新添置的汽车、住着新装修的房子、手里捧着30块钱一杯的咖啡、另一只手举着iphone的人，的确会困惑：你说你都吃得起麦当劳穿得起七匹狼了，还嘟嘟囔囔，是不是太他妈忘恩负义了？
除非你意识中国不仅仅意味着都市的“五环”。在海水的深处，阳光未曾照耀之处，还有薛福波韩颖雷金模，并且每一个已知的薛福波韩颖雷金模，很可能还对应无数我们尚未知晓也无从知晓的薛福波韩颖雷金模。苍苍莽莽的雪地里，要保持对那个被遮蔽世界的知觉，你得不断提醒自己不要睡着不要睡着不要睡着。
这个道理听上去简单，却未必人人知晓。30年代初，英国作家萧伯纳访问了苏联，被领着参观了种种社会主义成就后，他回到英国后发表文章，驳斥了各种“污蔑苏联建设伟大成就”的言论。“我们想证实，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那里存在着经济奴役、匮乏、失业……在所到之处，我们处处看到充满希望和热情的工人阶级……”。事实上，就在他参观苏联前后那几年，强制性农业集体化导致了约七百万人在饥荒中死亡。无独有偶，写作《红星闪耀中国》的斯诺，在60年和64年两次访问中国后，也将关于中国发生了饥荒的传闻驳斥为“冷战宣传”，他表示：“我在中国没有看到饥饿的人，绝没有象过去那样的饥荒……”。你看，没来的人都没有举手，这说明大家都在这里，这样多么好。

亲爱的同胞们：
40年来每逢今天，你们都从我的前任那里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有关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生产了多少百万吨的钢，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
我相信你们让我担当此职，并不是要我将这样的谎言向你们重复。我们的国家并不繁荣。我们民族巨大的创造力和精神潜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整个工业部门生产着人们不感兴趣的东西，而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却十分匮乏。一个自称属于劳动人民的国家，却贬损和剥削劳动者。我们陈腐的经济制度正在浪费我们可能有的一点能源。一个曾经以其公民的教育水准高而自豪的国家现在却因教育投资过少而降到了世界的第72位。我们污染了祖先馈赠给我们的土地、河流、森林，其破坏的程度在欧洲是最为严重的。我们国家成年人的死亡比大多数别的欧洲国家都来得更早。

请允许我提供一点个人的观察。最近我去布拉迪斯拉发，在飞机上我抽点时间从窗口往外看。我看见斯洛伐那夫化工联合企业和紧挨着它的巨大的柏特索加住宅区。这幅情景足以令我明白，数十年内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从来没有也不打算从他们乘坐的飞机窗口往外看一眼。缘此，甚至并不需要统计数据，我也能更快更深地明白我们已经陷入一个怎样的境地。但是所有这些还不是主要的问题。最糟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上被污染的环境之中。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因为我们习惯于口是心非。我们学会了不去相信任何东西，学会了互相否定及仅仅关注自己。这样一些概念如爱、友谊、怜悯、谦卑或宽恕失去了它们的深度和尺度，对许多人来说，们们仅仅代表了心理学意义上的怪癖，或相当于来自古代的早已过时的祝辞，在电脑和太空时代显得非常滑稽。我们当中很少有人大声喊出，有权者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并且那些生产没有污染和高质量食品的特殊农场，应将其产品送到学校、有孩子的家庭和医院，如果我们的农业不能向所有的人提供这些东西的话。我们的前政权，以其狂妄自和偏狭的意识形态，将人缩减成一种生产力和相当于一个生产工具。这样做极大地伤害了他们的本来面貌和他们的互相关系。它将那些有才华和有自主性的人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熟练地工作的人们，驱逐至某些巨大畸型、嘈杂、有刺鼻臭味的机器旁边，沦为其齿轮和螺丝钉。这无非是慢慢地但却无情地磨损这个政权本身和其全部齿轮和螺丝钉。
当我谈及我们被污染的道德氛围时，我并不仅仅涉及那些吃不受污染的蔬菜和不从窗户外看一眼的人士。我说的是我们全体。我们都变得习惯于极权主义制度，将其作为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来加以接受，因而帮助了它，令其永存。换句话来说，我们所有的人——当然是在不同程度上——得为这个极权主义机器的运行承担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人仅仅是牺牲品，我们也都是它的共谋者。
我为什么说这些？如果把前40年留下来的不幸遗产理解为与我们自己毫不相干的某件东西，那是非常不明智的，相反，我们必须承认这项遗产是我们对自己所犯下的一桩罪过。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解释，那么我们就能明白该由我们每一个人来为此做点什么。我们不能将每件事都归咎于前统治者，不仅是因为这样做不真实，而且也会削弱今天我们每个人所要面对的责任，即主动地、自由地、理性地、迅速地采取行动。让我们不要受此蒙蔽：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国会和总统，都不可能单靠他们的力量获得成功。同样不能指望仅仅是这些人能挽救天下。自由和民主包含参与，因而是所有人的责任。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所有由新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所继承的可怕事物便显得不那么可怕。因此，希望也会回到我们的心里。
我们已经作出了可观的调整，具备了一定的基础。最近一个时期——尤其是过去6周的和平革命——已经表明，在我们迫于环境不得不带上的冷漠面具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富有人性和道德力量的精神潜能和公民水准。每当有人武断地声称我们将会这样或那样时，我总是提出社会是一个十分微妙的存在，仅仅相信出现在你面前的东西是远远不够的。我很高兴我这话并没有说错。的确，这些逆来顺受的、饱受羞辱的、怀疑主义的和近乎犬马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找到了那种巨大的力量，在数周之内，以文明和平的方式，摆脱了自己身上的极权主义枷锁，令世人瞩目和称奇。我们也不妨反问自己：从来没有在另外一种制度下生活过的青年人，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对真实的追求、对自由思想的热爱、拥有政治上的理想和公民的勇气及眼光呢？他们的父母——被认为是迷失的一代——是如何和他们的孩子走到一起的呢？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在不需要任何建议或指示的情况下，立刻领略到去做什么呢？
我想我们目前的处境中富有希望的这一面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人决不仅仅是这个实际世界的产物，而是能够将自身与某种更高的东西联系起来，尽管这个实际世界试图一步步扼杀人们的这种能力；第二，我们民族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的传统(人们常常空洞地谈论它们)，仍然沉睡在人们意识深处；难以察觉地从上一代传至下一代，这使得我们每个人能及时地发现它们并将之转变为行动。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为今天的自由付出代价。许多人于50年代死于狱中，不少人遭枪决；上千上百的人们的生活遭到破坏，大量有才华的人被迫离开了这个国家。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献身于民族荣誉的人，那些反抗极权主义的统治惨遭迫害的人，那些仅仅想保持自己本来面貌和自由地思想却蒙受不幸的人们，我们应当记取它们，记取它们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为今天的自己所付出的代价。自主的法庭应当不受干扰地审查对种种迫害负有责任的人，使我们的过去真相大白。
我们也应牢记其他的民族为其目前的自由付出的甚至是更昂贵的代价，其实也是间接地为我们所付出的。在匈牙利、波兰、东德曾血流成河，不久前在罗马尼亚又发生了这种可怕的情况。同样，苏联境内的各民族也曾抛洒热血，这些都不能忘记。首先每一个人类成员的受苦和其他人类成员相关联；更重要的是，这些巨大的牺牲构成了今天的自由的悲剧背景，也带来了苏联阵营内部各民族的逐步解放。它们也构成了我们自己新建立的自由的背景：没有苏联、波兰、匈牙利和东德的变化，我们国家的情况也不会像这样。抑或即使改变，也不会拥有如此一个和平的进程。
我们享有有利的国际环境，这是事实，但并不是说在最近几周之内有人直接给我们提供援助。几百年来，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始终依靠自己，而不是依赖强国和强权的援助。在我看来，这构成了我们目前巨大的宝贵财富。其中包括了这样的希望，今后我们可以免于因受人恩惠带来的麻烦。现在依靠我们自身这个希望能否实现，我们公民的、民族的、政治上的自信能否以一个新的历史姿态复苏，全看我们的努力了。
自信并不是自负。恰恰相反，只有真正自信的人或民族，才能倾听别人，平等地接受他人，宽恕其敌人和为自己的罪过感到悔恨。让我们把这种自信带进我们的共同的社会生活之中，带到我们的国际舞台上的行为方式之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恢复自尊，恢复对于他人的尊敬和对其他民族的尊敬。
我们的国家将永远不再成为一个附属国或与其他国家关系恶化。的确，我们必须从别国那里接受和学习许多东西，但这必须是平等互助的那种关系。我们第一任总统写道：“要耶稣，不要凯撒。”这是继承了我们的哲学家赫尔斯基(Chelcicky)和科明纽斯(Comenius)的传统。我说我们现在正有一个机会将这个思想发扬光大，并将其作为一个新的因素引进至欧洲和全球政治之中。如果这是我们所需要的话，我们国家正可以持久地令仁爱、理解、精神及理想力量得以焕发。这正是我们对国际政治所能作出的特殊的贡献。
马萨里克将政治建立道德的基础之上。让我们努力在一个崭新的时代和以一种崭新的方式重新恢复这个政治概念。让我们教导自己和教导别人，政治是人们表达为社会谋福利的要求，而不是对社会的欺骗或劫掠。让我们教导自己和教导别人，政治不仅仅是一门模棱两可的艺术，它更可能是一门坚持原则的艺术，一门改进世界和我们自身的艺术。
我们是一个小国家，但曾经是欧洲精神文化重镇。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再恢复到从前？如果我们还需要别人的帮助，这难道不是最好的回报吗？那些从前危害我们的人——不往飞机的窗户外张望一眼和吃特殊供应的人们——也许仍在周围并制造污染，但他们不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那些国际上的危害力量也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今天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我们自己的恶习：漠视公德、空虚、个人野心、自私和互相倾轧。主要的斗争将不得不在这个领域中进行。我们将举行自由选举和自由竞选活动。让我们不要使得这项活动给我们和平革命的洁净面貌抹黑。不要因为我们变得纠缠于权力纷争而马上失去刚刚赢得的国际社会的同情。不要再在服务于社会的虚假名义下行个人私利之实。其实，现在是哪个党派、团体赢得选举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将我们当中在道德、公民意识、政治专业方面最优秀的人推举出来，而不论他们的政治背景。我们国家未来的政策和威望取决于我们选出什么样的人来和稍候选择的代议机构。
……
总之，我希望自己是一名少空谈多做实事的人。不仅要从我乘坐的飞机窗户上朝外看，而且首先并且更重要的是经常出现在你们当中并耐心地倾听你们的声音。
人们也许会询问我所梦想的共和国到底是什么面貌。请允许我回答：我梦想的是一个独立、自信、民主、拥有繁荣的经济和社会公正的共和国，简言之，是服务于个人并因此希望个人也来为其服务的富有人性的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内，人们都受过完整的、良好的教育。要想解决人为的、经济的、环境的或政治方面的任何问题，一定要有具有优秀素质的人。
我的最杰出的前任马萨里克以伟大的捷克教育家科明纽斯的一句话来作为他第一次讲演的开头。请允许我借用这句话并辅之以我自己的语言来结束我的第一次演讲：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
1990年1月

12月17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逝世；12月18日，捷克前总统、剧作家哈维尔逝世。金正日是著名的极权者，而哈维尔是著名的反极权战士，没有比这两个人的信念更针锋相对的对比了。

金正日与其父亲金日成在朝鲜制造出一个人类史上的巨大奇迹──一个完全由独裁者控制的、由谎言建构的国度，一个只有领袖与集体而没有个人的国度，一个幻觉的国度。

而哈维尔最著名的信念却是“生活在真实中”(living in truth)，是要人们打破幻觉，要人们重建个人的意义与责任。

朝鲜比所有国家都更全面垄断资讯，比所有国家都更成功地对国民进行洗脑。比如，家家户户都有广播系统，而每天早上政府会通过广播叫大家起床，然后开始告诉你要爱国家爱领袖……电视上的主播，乃至于你的邻居，都不能表露真实的情感，每个人的灵魂仿佛是被一套神口的咒语所控制。

而作为剧作家、异议者与总统的哈维尔念兹在兹的却是要唤醒人的价值，是要在政治中寻找道德。他追求的反抗不是去直接与政治权力冲撞，而是要求生活本身的多元和实现这些要求的基本权利。“生存的本质是倾向于多元多样和独立自治的，是转向人类自由和完善的”，他说，“所以，生活在真实中是人类对外力强加的反抗……是人类争取重新获得责任的意识，是一种明明白白的道德行为”。

也因此，他批判的不只是政治权力的压迫，而是绝对的意识形态控制，因为以意识形态来实行的统治，把人的生活和历史变成僵化的理论和规律，从本质上扼杀和否定了生活的真实性。意识形态是一种封闭的、排斥性的信仰，它窒息了人生内在的多元经验和真实性，在人与社会的直接体验之间建构了一个代替真实世界的表象世界。这个表象世界最鲜明的标记就是一个个统治标语。

没有比朝鲜更完美的例子去展露意识形态的绝对统治、展现这个空洞的表象世界了，在那里，彻底抹灭了个体生命的各种丰富的可能性。

当然，哈维尔的分析对象是已经进入“后极权”时期的捷克，人们已经不相信意识形态的谎言，只是因为恐惧，所以假装相信。哈维尔笔下的捷克蔬果店经理贴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是因为他们虽然不相信这些表象，但他们知道不贴就会惹麻烦。也因此，哈维尔呼吁人们从良心出发，去“生活在真实中”，追求自己的真实生活，让“真理的细胞逐渐浸透到充斥着谎言的生活的躯体之中，最终导致其土崩瓦解”。

这就是“无权力者的权力”。

然而，朝鲜的民众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吗？还是他们其实已经自认为是“生活在真实中”，因为他们其实不知道那些只是统治者的谎言，他们也从不怀疑官方宣传的意识形态？

我们当然无法知道真实的答案，因为那里是一个不能被探索的黑暗世界。

但无论如何，哈维尔与金正日两人都让我们更好地认识了什么是权力：前者教会我们如何面对与反抗权力，后者让我们看到权力如何被疯狂地放大从而吞噬了人的意义，并且让我们知道要如何警醒。

30年前，台湾学者蒋勋在旧金山机场第一次见到丁玲，“头发全白，满脸皱纹，像农村老太太，穿着布衣布鞋，茫然地站在那里。”后来蒋勋和丁玲去芝加哥最高的楼顶，一屋子貂皮女，抽烟，时髦而颓废，丁玲很平静地用肘子捅蒋勋：“当年我在上海就是这样的。”
人是会变脸的。丁玲24岁就写性解放，甚至写女同，旖旎情史也不少，后来时而右倾，时而左倾，新潮过，革命过，张扬过，跟风过，老来终于想通透了，跟她的宿敌周扬一样。
夏丏尊曾说李叔同是从“翩翩浊世佳公子”，一变而成“戒律精严之头陀”。念佛之人，改变是最大的。顺治帝福临据说也出家了，但信史里说他其实没出成，我想也是，从妃嫔三千到老尼一二，一桌满汉全席只剩一道连潲水油都没一滴的鼎湖上素，除非有精神病史的人才能忍耐此般冰火两重天。多年前刘家老爹钻研佛经多了，也想到峨眉山出家来着，我苦口婆心劝他：我知你属猴，峨眉山猴多，你想去寻找组织可以理解，但蜀道艰险，不如就近到市郊动物园猴山隐居；若干年后，我带你孙子各衔一串糖葫芦前来探亲，隔着栅栏看你晒日头捉虱子，隔空甩几枚香蕉，岂不方便。

许多年里，我只知道赫鲁晓夫是一个在联大会议上用皮鞋敲桌子的莽夫，后来知道了他在斯大林死后三年便挫骨扬灰，抖露出无数血腥往事，而此前20年，他又曾是斯大林路线的鼓吹者和执行者，单是在一份文件里就圈定了8500个死刑名单。至于著名酷吏贝利亚，固然满手鲜血，但却是斯大林死后破除个人崇拜、实施平反运动的第一人，他推行的改革措施甚至比赫鲁晓夫更早更激进。在不同的时光里，老虎是可以念佛的，而念佛的可以杀人，亦可以招摇于滚滚红尘里持肉制擀面杖为名媛开光，譬如鲁智深，又譬如那谁谁谁。
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大抵没错。当年我听某同事聊起其大学师兄，在校时温润可人，热情和善，后来一头扎入官场，遂成跋扈小吏，变化之快令人侧目。此人曾眼光凌厉地对我说：汝可知是脖子硬还是刀硬？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想过，有天散步时我想起了这个千古命题，于是掏出水果刀在路边的石狮颈脖上划了几下，结果我发现好像是脖子要硬一些。
据说年少时激进的，老来必保守顽固，康有为和李敖都是例证。我年轻时顽劣散漫，人到中年却变得枯燥严谨，似乎也正在印证这一定律。将来我努力跟紧时代潮流，不让自己变得那么面目可憎，待流氓兔上中学了带女同学回家鬼混，我便端个板凳坐门口摇蒲扇放风，远远看到他娘提着菜篮回来，我会低声疾呼：孩儿快收工，让我那亿万孙儿暂且鸣金收兵，老妖婆回来也。
最近在微博上看到许知远的一句话，大意是某些曾经傲骨的文人忽然趋炎附势起来，其实一点都不惊奇。人性里边永远有A面和B面，或因时间更改，或因境遇更改，或因某一时的春风秋雨触动而更改，总不是固定的。《无间道》导演麦兆辉说，他幼时住警察大院，踢皮球时吵醒了出更的夜班警察，警察黑着脸提着菜刀走来，抢走了皮球，3分钟后又把皮球捧回来—那球已经碎尸成两半，这一霎，除暴安良的警察变成了屯门色魔，变成了《人肉叉烧包》里的黄秋生。
我们在这世间，脸在变，身在变，心在变。变节不需要理由。段合肥祺瑞下野后，在天津做吃素寓公，整天眯着眼捻佛珠敲木鱼，眼看着舍利子都要长出来了，忽然孙大炮中山邀他一起倒直，他立马丢掉佛珠重返政坛。此情此景，正如我上大学时考试，老师踱过来，我叼着笔头做圣洁遐想状，老师一走过去，我随即把脑袋贴到同桌的头颅边，与世俗的答案咫尺之遥，我能看见他的考卷，甚至能看见他衬衫领口下怒放的胸毛。

12月初去成都开一个会，约当地一位相交甚笃的朋友吃饭，遍寻不得。嗣后其家人说，其在11月27日服安眠药自尽了。我自然非常震惊，想起以往巴山夜雨下剪烛西窗的各种愉快，便郁郁寡欢闷闷不乐。细心的会议主办方人员便问我：这两天您情绪很不稳定，出什么事情了吗？

我感谢他的关心，但内心的难过却无法说给这不相干的人。这个城市似乎也有些黯然。这几年，我参加过许多老人的告别仪式，但同龄人还是第一次。年纪一大，这种生死离别就多了起来，每次都沉浸在这种悲伤气氛里好多天。友人尚且如此，至亲更不必说，情绪显然是难以稳定下来的。

从自己的体验出发，我对官方发布的新闻报道在各种灾难事故后所说的“死者家属情绪稳定”极其不满，当然也非常怀疑其真实性。不管是日常生活里或者文学作品中，丧亲乃是人生至哀至恸之事，古人就曾将“丧父、丧妻、丧子”列为人生三痛。以常理度之，岂能“情绪稳定”？

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里的瑛姑，目睹儿子死在襁褓之中，一夜青丝变华发。她多年伺机复仇，许多人以为她已患病，其实就是“情绪不稳定”。金庸另一部小说《天龙八部》里的叶二娘，因为儿子被抢，故经常抢别人的孩子，用现在的话说，这叫“报复社会”。这两个女性爱子心切，把后半生全都搭进去了。

在我以为，这才是正常的母亲，这才是正常的感情。因为爱，所以痛。呼天抢地、以泪洗面、肝肠寸断、痛彻心肺。不管是化解悲伤还是宣泄不满，这种情绪是自然的、正常的，甚至是必要的。这是所有人类共同的情感表达，是父母对孩子最后所能呈现的爱意。

想想看，把孩子从长不盈尺的婴儿拉扯到十来岁的少年，这期间多少含辛茹苦，又多少欢喜快乐———就这么突然没了，连尸体都碰不到！而这样的悲剧每天都在发生——— 在拥挤脆弱的校车里，在轻易倒塌的废墟里，在突如其来的大火里，在冰冷阴森的沉船里。

然则，我们却看到，这些内心悲伤的家属，屡次被官方发布的新闻报道描述为“情绪稳定”。其因何在？因为有些人需要这样的一种“情绪稳定”———即便那是假的。他们担心家属情绪不稳定，担心他们“要个说法”，担心他们上访，担心他们变成瑛姑、变成叶二娘。只有家属情绪稳定哪怕是“伪稳定”，才能让他们继续稳定。与其说这是媒体的不实之词，毋宁说这是基于心理的政治需要。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谷歌搜索里搜“死者家属情绪稳定”这个关键词。从谷歌的趋势数据看(这都是公开的)，这个关键词从2006年以后呈逐年迅速增长之势。原因很简单，因为这里有太多的悲剧一再重复发生，而“情绪稳定”则像一个如影随形的魔咒，家属的情绪越来越稳定，死者也越来越多。

“情绪稳定”已经成为地方的普遍说辞。家属已经被人为悲剧伤害过一次，这个词汇无疑是对他们的再次伤害。这是对父爱、母爱的一种寡廉鲜耻、居心恶毒的亵渎，是强迫他们强颜欢笑、强迫他们迅速忘记。我们可以看到，每次灾难事故过后，某些部门一些背离人伦、伤天害理的行为，已经成为灾难的次生灾害。

要求家属“情绪稳定”，往往造成情绪的更加不稳定。如果没有对爱的尊重，对人的尊重，迟早每个母亲都会成为叶二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