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P论天下

转自慕容雪村的博客 按：十几天前我在巴黎，法国广播电台的记者凯文约我做了个采访，以下是问答内容，感谢他整理的录音，后来我又做了一些调整。 问：卧底传销、探望陈光诚，似乎表明你开始转向社会公共事务，开始政治性的表达，奥斯陆演讲就是一个例子。同时，许多律师、学者和演艺界人士都有类似的转变。你是怎么想的？ 答：从大的方面来说，主要是信息技术的发展，让我们能够接触到更多的外部信息，也能够了解更多的历史真相。在这种情况下，难免会产生表达的欲望。 对我个人来说，有两方面原因。我早年只关注文学，不太关心时事，但随着年龄渐渐增长，我现在已经是个中年人。王小波说，中年人要对这个社会承担更多的责任。我以前不太理解，但是现在的确感受到作为中年人的责任。第二个原因是，当我开始用自己的眼睛观察这个社会，开始独立思考，发现有些话真是不吐不快，必须要说出来。听着那些无耻的言论、愚蠢的观点，我常常会有这样的冲动：走到说话者面前，明明白白地告诉他：对不起，你这是胡说。

转自 韩寒的博客 最近翻看了很多问题，革命和改革两个词被频频的问起。平时媒体也很喜欢问，但是也只是一问一听，无法见诸报端。写下来无论什么观点，八成也是不保的命。但作为这次冬至回读者问的第一篇，我就先用整个篇幅来回答我关于革命两个字的看法。我综合了读者和一些内外媒的提问，在这里一并作答。 问：中国最近群体事件频出，你认为中国需要一场革命么。 回 答：在社会构成越复杂的国家，尤其是东方国家，革命的最终收获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很坦率的说，革命是一个听上去非常爽快激昂并且似乎很立竿见影的词汇， 但是革命与中国未必是好的选择。。首先，革命需要有一个诉求，诉求一般总是以反腐败为开始。但这个诉求坚持不了多远。“自由”或者“公正”又是没有市场的， 因为除了一些文艺和新闻的从业者，你走上街去问大部分人，你自由么，他们普遍觉得自由。问他们需要公正么，他们普遍认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别发生在我自己身 上就可以了，不是每个人都经常遭受不公待遇，所以为他人寻求公正和自由不会引发人们的认同。在中国是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集体诉求的。这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是可能不可能有的问题。我的观点是不可能也不需要。但如果你问我中国需要更有力的改革么，我说一定是的。 问：你为什么不去领导一场起义呢？ 回答：开玩笑，就算我认同革命，并在上海起义，而且还稍具规模，官方只要一掐断互联网和手机讯号，我估计不用政府维稳机器出马，那些无法用QQ聊天或者玩不了网络游戏看不了连续剧的愤怒群众就足以将我们扑灭，你也别指望着能刷微博支援我，你三天上不了微博就该恨我了。

转自 醉钢琴的博客 因为时不时发点牢骚，被一个朋友教育：“中国现在发展得很好呀！你看——”顺手往窗外一指：“到处是高楼大厦！比国外很多地方现代多了！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餐馆，还有周围的餐馆，全是满的……” 我承认，虽然空气能见度有限，顺着她的手指，我的确看到了窗外很多熠熠发光的高楼大厦。岂止高楼大厦，还有车水马龙——延绵不绝，完全可以用“唯余莽莽、顿失滔滔”来形容。此外，我可以以亲身经历作证，我生活和工作区域附近的餐馆，到吃饭时间几乎总是满的，这是对“内需不足论”的有力反驳。夏天的时候，我还经常在路边看到打太极的老太太，打篮球的少年以及卖烧烤的路边摊。如果张择端还活着，这些景象足够他再画一幅现代版的《清明上河图》。 正为自己的消极心态感到羞愧，我突然想起了以前读到的一个笑话。这个笑话说的是，老师对着全班学生点名：“没来的请举手”。 我问这个朋友：你知道薛锦波吗？她说不知道。我只好跟她解释：这是广东某村的农民，在该村的土地维权事件中与政府发生冲突，被带到看守所后，据说“心源性心脏病突发”死亡，而这只是神州大地上诸多“神秘看守所死亡”事件中的一个。

转自华尔街日报中文版 12月17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逝世；12月18日，捷克前总统、剧作家哈维尔逝世。金正日是著名的极权者，而哈维尔是著名的反极权战士，没有比这两个人的信念更针锋相对的对比了。 金正日与其父亲金日成在朝鲜制造出一个人类史上的巨大奇迹──一个完全由独裁者控制的、由谎言建构的国度，一个只有领袖与集体而没有个人的国度，一个幻觉的国度。 而哈维尔最著名的信念却是“生活在真实中”(living in truth)，是要人们打破幻觉，要人们重建个人的意义与责任。 朝鲜比所有国家都更全面垄断资讯，比所有国家都更成功地对国民进行洗脑。比如，家家户户都有广播系统，而每天早上政府会通过广播叫大家起床，然后开始告诉你要爱国家爱领袖……电视上的主播，乃至于你的邻居，都不能表露真实的情感，每个人的灵魂仿佛是被一套神口的咒语所控制。 而作为剧作家、异议者与总统的哈维尔念兹在兹的却是要唤醒人的价值，是要在政治中寻找道德。他追求的反抗不是去直接与政治权力冲撞，而是要求生活本身的多元和实现这些要求的基本权利。“生存的本质是倾向于多元多样和独立自治的，是转向人类自由和完善的”，他说，“所以，生活在真实中是人类对外力强加的反抗……是人类争取重新获得责任的意识，是一种明明白白的道德行为”。 也因此，他批判的不只是政治权力的压迫，而是绝对的意识形态控制，因为以意识形态来实行的统治，把人的生活和历史变成僵化的理论和规律，从本质上扼杀和否定了生活的真实性。意识形态是一种封闭的、排斥性的信仰，它窒息了人生内在的多元经验和真实性，在人与社会的直接体验之间建构了一个代替真实世界的表象世界。这个表象世界最鲜明的标记就是一个个统治标语。 没有比朝鲜更完美的例子去展露意识形态的绝对统治、展现这个空洞的表象世界了，在那里，彻底抹灭了个体生命的各种丰富的可能性。 当然，哈维尔的分析对象是已经进入“后极权”时期的捷克，人们已经不相信意识形态的谎言，只是因为恐惧，所以假装相信。哈维尔笔下的捷克蔬果店经理贴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是因为他们虽然不相信这些表象，但他们知道不贴就会惹麻烦。也因此，哈维尔呼吁人们从良心出发，去“生活在真实中”，追求自己的真实生活，让“真理的细胞逐渐浸透到充斥着谎言的生活的躯体之中，最终导致其土崩瓦解”。 这就是“无权力者的权力”。 然而，朝鲜的民众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吗？还是他们其实已经自认为是“生活在真实中”，因为他们其实不知道那些只是统治者的谎言，他们也从不怀疑官方宣传的意识形态？ 我们当然无法知道真实的答案，因为那里是一个不能被探索的黑暗世界。 但无论如何，哈维尔与金正日两人都让我们更好地认识了什么是权力：前者教会我们如何面对与反抗权力，后者让我们看到权力如何被疯狂地放大从而吞噬了人的意义，并且让我们知道要如何警醒。

转自 蒋方舟的博客 时间被缩短了，我们从未如此频繁地使用“恍若隔世”这个词。一去不复返的，不只是奥运时期北京明媚而蔚蓝的天空，还有刚庆祝完六十大寿的祖国作为政权的公信力，一些名字，因为成为了敏感词而消失在话语空间。 一年飞快地过去，除了“神八”飞船上天、中国歼20隐形战斗机试飞，记忆里似乎没有什么值得喜悦的事情。2008年奥运会以来大国崛起的自豪，在2011也明显消退和降温，“民族主义”这张牌突然失灵了，如今任何一件由国家力量完成的“举世瞩目”的大事后，都紧跟着对大笔财政支出的追问。

转自中国新闻周刊，作者 颜昌海 “未来是属于我们的!”是统一俄罗斯党的竞选宣传口号，但可能只是一厢情愿。克里姆林宫原本预期宣佈普京“强势回归”会令全国高兴，但却起反效果作用，很多选民都对普京自以为是的理所当然感到恶心，纷纷希望透过选票向他说“不”，准备投任何人一票，只要候选人并非统一俄罗斯党。其实在不少俄罗斯人心目中，统一俄罗斯党早已等同“骗子和贼匪党”，他们无法接受普京再多做12年总统。民心转向，从普京由以往在处处受爱戴，到近日出席公开活动被拆台”，可见一斑。

转自 福布斯中文网 由于中国税收收入中商品劳务税占主导地位，这也意味着中国的主要税收负担由中低收入阶层所承担，他们的实际税负远远高于表面上的宏观税负。 至今我还记得三年前从戴尔官方网站购买了一台显示器时，在寄来的发票里看到的内容给我带来的惊讶。 那是一台两千五百元左右的戴尔22寸的液晶显示器，在戴尔寄来的发票上，清楚地显示这台显示器的价格由两部分构成，除了货物本身价格外，还有一部分是增值税。两千五百元的价格，税金接近五百元——这是我第一次明确看到商品价格中所包含的税金。 后来，随着iphone在全球的风靡，以及各种海外代购行为的兴起，对比海外各地区和国家消费税的税负高低成了重要的参考因素之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明白了，他们的消费金额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作为税收流向了政府。

转自 共识网 今天晚上在奥斯陆的文学屋做了一场演讲，以下是演讲稿： 有位海外华人说过一句话：在海外想起中国，不知该大笑几声，还是该大哭一场。事实上，中国就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国家，这里有悠久的文明、广袤的土地，有最美丽的心灵，也有最肮脏的生涯。生活在中国，就像坐在一个巨大的戏院里，随时可以看到荒唐的故事、离奇的情节，超过所有的文学作品。正如你们所知，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这个国家盖起了无数高楼，修建了无数机场，铺平了无数道路，它的GDP位居全球第二，它制造的商品销往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在纽约、在伦敦、在东京，到处可见身穿昂贵西装的中国游客，他们大声谈笑，出手不凡，他们占领了大多数赌场，疯狂抢购LV皮包。人们惊诧于这样的场面，说中国强大了，中国人有钱了。可我要说，在这表面的强大和富足之下，中国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而正是这些细节，才让中国变成了一个哭笑不得的国家。

转自财经网 马光远 博客 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了4000美元左右，正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内，中国走了一条极具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而这种以“摸着石头过河”著称的改革形式，近年来又被冠之以“中国模式”，并被广泛讨论。作为一种和“华盛顿共识”相提并论的模式，尽管“中国模式”一直并没有很明确的内涵和外延，但这并不妨碍各界对其的赞扬抑或批评。特别是在今天，当中国的改革再次站在十字路口，面临方向性选择的时候，讨论“中国模式”的成败得失，并对中国改革开放33年的历史进行回顾和总结，寻找改革新的共识和突破口，无疑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模式”的前身是美国《新闻周刊》驻京记者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但对于“北京共识”，无论其倡导者，还是支持者对其认识上却并未达成“共识”，甚至成了最没有“共识”的共识。比如，其倡导者认为：中国能够创造如此优异成绩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独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它有一个强势政府和有着强大控制力的国有经济，有政治精英、学术精英和商界精英组合的带领，因此能够正确制定和成功执行符合国家利益的战略。因而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而创造了北京奥运、高铁建设等种种奇迹，并且能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狂潮中屹立不倒，继续保持超过9%的GDP年增长率，为发达国家所争羡，并成为世界很多国家经济发展的楷模。

转自经济观察网 童大焕/文 11月1日，胡润研究院发布的一份《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再次引起国内外媒体的一致关注，其中，“中国半数千万富豪准备移民出国”的标题还登上了多家外媒1日版面的醒目位置。有外媒称，虽然中国30多年经济建设造就了超过95万名千万富豪，但是僵化的教育体制、恶化的社会环境以及食品安全隐患等问题使得这些“有办法”的人纷纷选择移民。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CNN）援引一些观察家的话认为，如果这些富豪带走的现金无法回流到中国，中国的经济将面临崩溃的危险。 “上层逃离”现象并不是今天才被提起，但每一次都会极大地刺激人们的神经。这一回可能因了“中国经济将面临崩溃危险”字样而更加引人注目。环球网在线调查结果显示，两成受访网友认为自由迁徙是公民的自由，中国政府对此不应设限。而八成网友则认为，因改革及政策优惠而先富起来的人不应一获利就移民，政府应该对他们及财富的外流设限，催促他们履行带动社会共同富裕的责任。 富豪移民带走了什么？其实什么也没带走，除了一堆纸币！山河没有被带走，房屋没有被带走，甚至珠宝和文物也未必被带走。我们不是流动性过剩吗？带走大量货币岂不减少流动性和通胀压力，为什么要设限呢？“经济崩溃”云云，是否也是危言耸听？ 其实他们走不走都一样，移民对他们而言，只是一种隐居状态，随着中国商人群体逐渐脱离实业家身份，你已经不能指望通过把钱和人留下来实现所谓“先富带后富”的梦想。 白皮书中提出，过半受访者称他们想离开中国的原因是为孩子寻求更好的海外教育机会。四分之一的人进行海外投资是为了分散和规避风险。但是稍加捉摸就可知，人身及资产安全才是富豪们选择财富和家庭移向海外的最大原因。仅仅为了教育，谁都知道只需孩子一个人大学期间出国即可。 作为掌握社会多数经济资源的富豪群体，为什么反而在人身和财产安全方面存在更多的不稳定因素？想想也简单，权力不受法律约束，政策不稳定，一些官员像流寇，总是拿“先富者”开刀。再深入细想，中国的生产性事故尤其是矿难为何频发？中国的资源利用率和环境保护为何堪称全球最差？中国的企业家为何不热衷于慈善事业？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感和企业道德为何普遍低下？原来是九九归一，万变不离其宗：马斯洛理论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有恒产者才有恒心，在一个法治不立、权力过深过细地介入微观经济活动、政策极不稳定的国度，中国民营企业家们被迫长期处于较低的满足基本的生理和安全需求层次。不管你 有多大财富，都如此。企业家们被迫急功近利竭泽而渔。这不是资本和市场的错，恰恰是政府职能不清、权力过大的错。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这个国家、社会和普通老百姓而言，富豪们移民或者不移民，又有什么两样呢？在富豪们财富积累的过程中，已经把祖国的山川河流带走了，留下的是国在山河破的自然生态环境；把美好的道德与人心带走了，留下的是人与人互为陷阱的社会与经济环境；把人们对于国家和未来的信心也带走了，留下的是焦虑、迷惘以及中层坠落、底层沦陷。 最可悲的，是看不到富豪被迫移民的原因，反而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富人身上，且再一次呼吁强化行政权力、加强对富豪移民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