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史海钩沉

转自 押沙龙的博客 晚清有一位大学士叫徐桐。他非常排外，用现在的话来说，属于爱国愤青。所以历史学家经常把他当成守旧派代表揪出来示众。比方说，他承认世界上确实有英吉利、法兰西这些国家。但有些国家他认为根本就不存在，是英国、法国总来讨好处，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所以捏造出来跟它们一起讨好处，好显得自己不那么突出。就像什么西班牙、葡萄牙，徐桐说这简直是开玩笑：“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 我想到徐桐，是因为我最近重读了一本书。这本书叫《英轺私记》，作者是刘锡鸿。刘锡鸿这个人本是小人物。像他这样的小虾小鱼本在历史上留不下什么痕迹，但是他因缘际会，成了第一批出使西洋的使节，还写了一本日记。而且凑巧，他的顶头上司郭嵩焘也写了一本日记。他是驻英副使，郭嵩焘是正使。郭嵩焘是维新派，满嘴都是英国的种种好处。刘锡鸿是个保守派，满嘴民族正气。汉奸五毛两本日记放在一起，满有意思，引来不少读者，所以刘锡鸿也就小小有了点名气。 刘锡鸿《英轺私记》写的确实不错，笔力雄健，我很爱看。比方英国官方举办跳舞会，他和郭嵩焘都参加了。郭嵩焘回来记了一篇日记。汉奸能写出什么好文章？也就琐琐碎碎记了一堆舞会的音乐啊、礼仪啊什么的。但是刘锡鸿是个道德家。人一正派，文字就比较激动人心。刘锡鸿说：跳舞会上，女人都光着膀子（“肉坦”），男人都穿着肉色紧身裤，“若裸其下体者”。音乐一开始，“女袒其上，男裸其下，身首相贴，紧搂而舞”。这我都不敢翻译，怕一翻译这个文章就登不出来了。但你想想，这是什么样的场面！这是什么样的夜晚？这简直是……我可能有点激动了。 刘锡鸿出国前就打定主意，要到英国去做民族宣传工作，以“宣广圣化”。他确实也和外国人辩论过中华文化优越性之类的问题。比如波斯人问他：为什么中国不造火车？刘锡鸿说：我们中国造了一个大火车，精神文明大火车。这个火车不用煤，不用铁轨，一日行驶数万里，跑得最快。英国人又问：为什么中国把妇女关在幽室中？刘锡鸿说：“男人是脑袋，女人是小腹。一阴一阳。谁不是露着脑袋，遮着小腹呢？”英国人无话可说。 但是公平而言，刘锡鸿毕竟不是徐桐。他不远万里到了英国，而且爱看热闹，脑子也不糊涂。英国是怎么回事，他到底知道一些。比如他参观过英国监狱，里面犯人的待遇好得让他吃惊。当然，按现代文明的标准看，那个待遇也未必算多好，但大家看过方苞《狱中杂记》的话，就知道我们的犯人活的猪狗一样。刘锡鸿对英国监狱自然吃惊，但他很精明。中国喜欢弄面子工程骗外国人，刘锡鸿怕英国人也这样。于是他挑了一天，没打招呼忽然参观监狱，发现并无两样，这才相信英国犯人待遇确实不错。 他曾经在日记里感慨说：英国“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这是很高的评价。但是刘锡鸿话锋一转，说英国人“不识父子之亲、男女之别”，没有精神文明大火车，终究落了下乘。他还评论说英国人处处和咱们相反，政治上人民在君主之上，家庭里女人在男人之上（据刘锡鸿说，英国男人对老婆，就像儿子对老爹一样孝顺），就是昼夜也和咱们是颠倒的。言下之意，他们即便好，也不符合我们的特殊国情，还是不能学。 我们有后见之明，很容易嘲笑刘锡鸿，更不要说老徐桐了。但转念一想，我觉得他们也遵循自己的逻辑，不能简单用糊涂二字概括。有一个故事，有位年轻人碰见一位老绅士，就上去问他借火。老绅士仔细打量他，然后说：“我如果借给你火，你就会向我搭讪；搭讪之后，我就不免要请你做客；请你做客，你就不免要认识我女儿；认识我女儿之后，你就说不定会勾引她；勾引她之后说不定会让她怀孕。而你休想让我女儿当未婚妈妈！所以——你TMD怎么敢跟我借火？”徐桐有着和老先生一样的警惕。他认为对西洋那些玩意只要松个口，就会滋生蔓延、难以遏制，最终冲垮中国几千年之文化大厦。一百年后我们回头看，不能不承认：徐桐是有道理的。你一旦决定学习西方的东西，后面发生什么就很难控制。借个火给人家，最后闺女真大着肚子要打胎，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洋务派以为自己可以在西方文明里挑挑拣拣，跟择大白菜似的，那是犯了大错。单就这点而言，他们其实还没徐桐看得清。 中国就像一条大船。船上有我们这些乘客，也有世代相传的各种文化货物。船只漏水的时候，徐桐认为这些文化货物顶顶重要，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根本。所以宁可沉船，宁可大家同死，也决不能丢弃这些东西。用徐桐的原话来说，就是宁可亡国，不可变法。这话可不是随便说说。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徐桐驱赶全家人投井，最后井都填满了，从上面望下去全是人头。没有空地了，徐桐只好上吊自杀。他做出了自己的价值判断：这些文化货物比乘客更重要。 和徐桐这样的倔牛相比，胡适那些五四领袖则像蝴蝶一样轻盈。在他们看来，和乘客相比，货物没有什么价值。他们不在乎中国的过去是什么，只在乎它的未来是什么。他们不在乎船上有什么货物，只在乎船要把乘客拉到哪里去。他们说，好就是好，坏就是坏，没有“中国特色的好”、“中国特色的坏”。 而刘锡鸿则矛盾犹豫得多。他一边承认对方的种种好处，一边又强调中国特色；一边说那些东西真不错，一边说可惜不适合咱们。种种辩解、遮掩之下，他那本日记成了后人的笑柄。其实扪心自问，刘锡鸿没想明白的问题，我们真的想明白了么？

转自共识网 亲爱的同胞们： 40年来每逢今天，你们都从我的前任那里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有关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生产了多少百万吨的钢，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 我相信你们让我担当此职，并不是要我将这样的谎言向你们重复。我们的国家并不繁荣。我们民族巨大的创造力和精神潜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整个工业部门生产着人们不感兴趣的东西，而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却十分匮乏。一个自称属于劳动人民的国家，却贬损和剥削劳动者。我们陈腐的经济制度正在浪费我们可能有的一点能源。一个曾经以其公民的教育水准高而自豪的国家现在却因教育投资过少而降到了世界的第72位。我们污染了祖先馈赠给我们的土地、河流、森林，其破坏的程度在欧洲是最为严重的。我们国家成年人的死亡比大多数别的欧洲国家都来得更早。

转自 共识网 导　言 　　笔者曾在拙文《略谈中国史学双重职能》中引述过刘少奇的两段话： 　　1962年7月一天，中南海游泳池畔，毛泽东质问刘少奇：为什么不顶住邓子恢、陈云等人的右倾举动？刘一向顺从毛，但此次竟“有些动感情”地顶了毛：“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刘少奇做错事时害怕历史，受冤屈时也寄希望于历史。他晚年爱说这样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转自 共识网 辛亥革命“成功”了吗？ 　　1911年武昌城头一声炮响，辛亥革命爆发，至今已经整整一百年了。 　　辛亥革命要干什么？要推翻帝制。辛亥革命干成了什么？也就是推翻了帝制。辛亥以后百年，当时先进者追求的民主、自由、宪政、人权等等依然任重道远。但是帝制这玩意，后来再也行不通了。尽管民初的中国兵荒马乱，内忧外患，人祸天灾连绵，复辟派说是今不如昔，客观地讲很多方面的确如此。相比起过去很多人夸张渲染东欧、泰国等地民主化以后的所谓“乱象”，民初的乱象何啻百倍，比之更甚的恐怕只有俄国革命后引发的惨烈内战了。

【按】时隔30多年，回头再看来这篇辩护词，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出处） 这时，江青站起来，她把一张纸扬了扬说：“我写了一点看法，念一念行吗？” 审判长同意，江青有板有眼地念道：“《我的一点看法》一张起诉报告，满纸胡说八道。要为真理斗争，我的声明如下：

转自 爱思想  作者：遇罗文  一、大兴县大屠杀的背景          遇罗克在66年写的《出身论》里，列举当权者残害“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子、右派份子）及其子女的手段，有过“残酷的‘连根拔’”一句，指的就是发生在66年8月、惨绝人寰的大兴县屠杀事件。无奈的是，我们办的《中学文革报》寿命只有三个月，报纸也只出了七期，尽管每期都尽量揭露、抨击残害人类的法西斯暴行，毕竟篇幅太少、时间太紧，无法完成原订的计划。罗克被捕前甚至幻想编一本书，专门收集、揭露“文革”前后各种令人发指的兽行。

转自 茅于轼的财经博客 此文最近《炎黄春秋》已发表，但是删掉了一段很重要的部分。所以放在网上再发表一次。    　　正文：    　　现在大家都说，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此以前中国人民没有站起来。其实中国在抗战胜利的时候已经站起来了。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第二次站起来。    　　自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5年的一百余年来，中国受尽了列强的欺凌。满清政府对外每战必败，结果就是割地赔款。日本，俄国，英国，法国，德国，葡萄牙，意大利（唯独美国没有）都在中国有租界或独立行政区。孙中山1925年去世时在遗嘱中要求“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但是孙中山的愿望根本不可能实现。1931年日本入侵东三省，次年建立了满洲国。中国受到更大的屈辱。    　　抗战胜利后根据三巨头开罗会议的决定，日本所占领的中国领土一概归还给中国。所有的租界也都恢复中国的主权。全中国二十多个租界，在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厦门等地的租界全部归还。外国人在中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涉及外国人在华的诉讼由外国领事裁决），经过一个世纪的抗争，也被取消。特别是1931年918事变被日本占领的东三省，也回到中央政府手中。我们常唱的一首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终于在1945年得以实现。现在我们忘记了满洲国的存在，可以自由来去东三省，但这是抗战胜利后才有的事。尤其是被日本侵占半个世纪的台湾也归回中国。这是中国百姓绝没有想到的事。日本人在东三省，在台湾都有长远打算，投资修铁路，建工厂，开煤矿，从事大规模的建设。由于战败不得不放弃。中国虽然得到大片土地和财产，但是自己不争气。到1978年改革之前中国列入世界上最穷国家的行列，人均GDP几乎排在最末位。群众生活极端困难。

转自 共识网 现在，各方正在讨论这一宪政问题，我们很同意许多方面的意见，我们认为欲实行宪政，必须先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  

转自 金融时报 作者：吴晓波 陈桂林是东北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铸造分厂的工人，40来岁那年，工厂难以为继，被“改革”了，他和同在厂里干活的妻子同时下岗。他会拉手风琴，便与几位同样下岗的老伙伴组成了一个草台班子，在人家出殡和商场搞促销时赚点辛苦钱。他有一个正在读小学、特别喜欢弹钢琴的女儿，因为买不起琴，他跟几位老伙计去偷琴，被抓进了派出所，他还用木板为女儿“画”了一架不会发出声音的“钢琴”。陈桂林的生活“一败涂地”。他的妻子离家出走，跟上了一个卖假药的老板。两人开始争夺女儿的抚养权。女儿倒也现实，提出谁能给她一架钢琴就跟谁。身无分文的陈桂林就回到败破不堪的废弃车间，跟几位老伙计一起——他们现在的“身份”是大嫂级歌手、小偷、黑社会团伙的小头目、打麻将还耍赖的赌徒、杀猪专业户、退休老工程师，硬生生地“铸造”出了一台钢琴。 这是一部正在国内院线放映的电影，名字叫《钢的琴》。上周，在只有四个观众的、空荡荡的影院里，我静静地看完了。

历史会记住，历史会审判。转自网络 第一封：1992年11月14日 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委会江泽民总书记、诸位委员： 庆祝十四大会胜利成功，预祝诸位胜利，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此，作为一个无党派科技工作者，愿竭诚地、负责地、郑重地提出下列水利方面的意见，请予审核批复： 一、长江三峡高坝是根本不可修建的，不是什么早修晚修的问题、国家财政问题；不单是生态的问题、防洪效果的问题、经济开发程序的问题、或国防的问题；而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中河床演变的问题和经济价值的问题中所存在的客观条件，根本不许可一个尊重科学民主的政府举办这一祸国殃民的工程。它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川汉保路事件引起辛亥革命实为前车之鉴。公布的论证报告错误百出，必须重新审查、建议悬崖勒马、立即停止一切筹备工作；请用书面或集会方式，分专题公开讨论，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同时筹建赣江及湘资水等电站，以应东南能源之迫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