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Archives: 色温

转自慕容雪村的博客 按：十几天前我在巴黎，法国广播电台的记者凯文约我做了个采访，以下是问答内容，感谢他整理的录音，后来我又做了一些调整。 问：卧底传销、探望陈光诚，似乎表明你开始转向社会公共事务，开始政治性的表达，奥斯陆演讲就是一个例子。同时，许多律师、学者和演艺界人士都有类似的转变。你是怎么想的？ 答：从大的方面来说，主要是信息技术的发展，让我们能够接触到更多的外部信息，也能够了解更多的历史真相。在这种情况下，难免会产生表达的欲望。 对我个人来说，有两方面原因。我早年只关注文学，不太关心时事，但随着年龄渐渐增长，我现在已经是个中年人。王小波说，中年人要对这个社会承担更多的责任。我以前不太理解，但是现在的确感受到作为中年人的责任。第二个原因是，当我开始用自己的眼睛观察这个社会，开始独立思考，发现有些话真是不吐不快，必须要说出来。听着那些无耻的言论、愚蠢的观点，我常常会有这样的冲动：走到说话者面前，明明白白地告诉他：对不起，你这是胡说。

转自 韩寒的博客 最近翻看了很多问题，革命和改革两个词被频频的问起。平时媒体也很喜欢问，但是也只是一问一听，无法见诸报端。写下来无论什么观点，八成也是不保的命。但作为这次冬至回读者问的第一篇，我就先用整个篇幅来回答我关于革命两个字的看法。我综合了读者和一些内外媒的提问，在这里一并作答。 问：中国最近群体事件频出，你认为中国需要一场革命么。 回 答：在社会构成越复杂的国家，尤其是东方国家，革命的最终收获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很坦率的说，革命是一个听上去非常爽快激昂并且似乎很立竿见影的词汇， 但是革命与中国未必是好的选择。。首先，革命需要有一个诉求，诉求一般总是以反腐败为开始。但这个诉求坚持不了多远。“自由”或者“公正”又是没有市场的， 因为除了一些文艺和新闻的从业者，你走上街去问大部分人，你自由么，他们普遍觉得自由。问他们需要公正么，他们普遍认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别发生在我自己身 上就可以了，不是每个人都经常遭受不公待遇，所以为他人寻求公正和自由不会引发人们的认同。在中国是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集体诉求的。这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是可能不可能有的问题。我的观点是不可能也不需要。但如果你问我中国需要更有力的改革么，我说一定是的。 问：你为什么不去领导一场起义呢？ 回答：开玩笑，就算我认同革命，并在上海起义，而且还稍具规模，官方只要一掐断互联网和手机讯号，我估计不用政府维稳机器出马，那些无法用QQ聊天或者玩不了网络游戏看不了连续剧的愤怒群众就足以将我们扑灭，你也别指望着能刷微博支援我，你三天上不了微博就该恨我了。

转自 醉钢琴的博客 因为时不时发点牢骚，被一个朋友教育：“中国现在发展得很好呀！你看——”顺手往窗外一指：“到处是高楼大厦！比国外很多地方现代多了！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餐馆，还有周围的餐馆，全是满的……” 我承认，虽然空气能见度有限，顺着她的手指，我的确看到了窗外很多熠熠发光的高楼大厦。岂止高楼大厦，还有车水马龙——延绵不绝，完全可以用“唯余莽莽、顿失滔滔”来形容。此外，我可以以亲身经历作证，我生活和工作区域附近的餐馆，到吃饭时间几乎总是满的，这是对“内需不足论”的有力反驳。夏天的时候，我还经常在路边看到打太极的老太太，打篮球的少年以及卖烧烤的路边摊。如果张择端还活着，这些景象足够他再画一幅现代版的《清明上河图》。 正为自己的消极心态感到羞愧，我突然想起了以前读到的一个笑话。这个笑话说的是，老师对着全班学生点名：“没来的请举手”。 我问这个朋友：你知道薛锦波吗？她说不知道。我只好跟她解释：这是广东某村的农民，在该村的土地维权事件中与政府发生冲突，被带到看守所后，据说“心源性心脏病突发”死亡，而这只是神州大地上诸多“神秘看守所死亡”事件中的一个。

转自华尔街日报中文版 12月17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逝世；12月18日，捷克前总统、剧作家哈维尔逝世。金正日是著名的极权者，而哈维尔是著名的反极权战士，没有比这两个人的信念更针锋相对的对比了。 金正日与其父亲金日成在朝鲜制造出一个人类史上的巨大奇迹──一个完全由独裁者控制的、由谎言建构的国度，一个只有领袖与集体而没有个人的国度，一个幻觉的国度。 而哈维尔最著名的信念却是“生活在真实中”(living in truth)，是要人们打破幻觉，要人们重建个人的意义与责任。 朝鲜比所有国家都更全面垄断资讯，比所有国家都更成功地对国民进行洗脑。比如，家家户户都有广播系统，而每天早上政府会通过广播叫大家起床，然后开始告诉你要爱国家爱领袖……电视上的主播，乃至于你的邻居，都不能表露真实的情感，每个人的灵魂仿佛是被一套神口的咒语所控制。 而作为剧作家、异议者与总统的哈维尔念兹在兹的却是要唤醒人的价值，是要在政治中寻找道德。他追求的反抗不是去直接与政治权力冲撞，而是要求生活本身的多元和实现这些要求的基本权利。“生存的本质是倾向于多元多样和独立自治的，是转向人类自由和完善的”，他说，“所以，生活在真实中是人类对外力强加的反抗……是人类争取重新获得责任的意识，是一种明明白白的道德行为”。 也因此，他批判的不只是政治权力的压迫，而是绝对的意识形态控制，因为以意识形态来实行的统治，把人的生活和历史变成僵化的理论和规律，从本质上扼杀和否定了生活的真实性。意识形态是一种封闭的、排斥性的信仰，它窒息了人生内在的多元经验和真实性，在人与社会的直接体验之间建构了一个代替真实世界的表象世界。这个表象世界最鲜明的标记就是一个个统治标语。 没有比朝鲜更完美的例子去展露意识形态的绝对统治、展现这个空洞的表象世界了，在那里，彻底抹灭了个体生命的各种丰富的可能性。 当然，哈维尔的分析对象是已经进入“后极权”时期的捷克，人们已经不相信意识形态的谎言，只是因为恐惧，所以假装相信。哈维尔笔下的捷克蔬果店经理贴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是因为他们虽然不相信这些表象，但他们知道不贴就会惹麻烦。也因此，哈维尔呼吁人们从良心出发，去“生活在真实中”，追求自己的真实生活，让“真理的细胞逐渐浸透到充斥着谎言的生活的躯体之中，最终导致其土崩瓦解”。 这就是“无权力者的权力”。 然而，朝鲜的民众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吗？还是他们其实已经自认为是“生活在真实中”，因为他们其实不知道那些只是统治者的谎言，他们也从不怀疑官方宣传的意识形态？ 我们当然无法知道真实的答案，因为那里是一个不能被探索的黑暗世界。 但无论如何，哈维尔与金正日两人都让我们更好地认识了什么是权力：前者教会我们如何面对与反抗权力，后者让我们看到权力如何被疯狂地放大从而吞噬了人的意义，并且让我们知道要如何警醒。